袁氏闻听此说，便张惶失措，日夕焦虑，求消弭之策。
遇刺后的宋教仁首次公开出现在演讲台前，演讲进行时，宋教仁拒绝了王亚樵了贴身保护，在其看来袁世凯还不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刺杀他。但是王亚樵认为此时参加这种大型的群体活动实在是太危险了，但是他的声音实在是太微弱了。国民党中的一些人对于宋教仁可能再次遇刺，抱着一种极度扭曲心理。
遇刺后的首次公开演讲吸引了数万听众以及大量中外记者，宋教仁的演讲不时的传来雷动般的掌声。主席台下听众们不住的高呼着，“国民党万岁……”
“三民主义万岁……”
台下千呼万唤，台上宋教仁微笑着挥动着手臂。突然间，有人听到一声枪响，接着主席台上的宋教仁应声而倒。四周的卫兵诸如王亚樵等，以及黄兴等国民党要员跑上前护住宋教仁，挡在宋教仁身前的黄兴更是左肩中弹倒在了台上。
会场内一片混乱，而年轻军人们愤怒地向四周张望着。
第八章 公费旅游首选日本
国民党两位要员遇刺，孙中山蹭的一下就从日本窜了回来。
孙中山自日本返沪的当天晚上，在上海机关秘密与陈其美、居正、戴天仇等人商议应对办法。
陈其美等人主张速战速决，因为他已经从潘广林哪里收到消息，袁世凯的代表正在与洋鬼子谈借款事宜。他在这个时候借款，没有经过国会批准，私下借款，他想要作什么，这不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事嘛。
“袁世凯天性恶戾，反复无常，固其一端；他之所以敢于如此胡作非为，一是因为革命方略不行，这其中，我将临时大总统一职让袁世凯，乃是我犯下的最大的政治错误；二是因为在中国，专制之毒麻木人心，习于旧污者，视民主政体为仇雠，伺瑕诋隙，思中伤之以为快，这些封建遗老和崇尚旧习者趋重于袁世凯，将挟以为推翻民国之工具，而袁世凯亦利用之以自便其私。积此两方面原因，袁世凯便有了铲除南方党人势力之计划，推倒民治，恢复帝制之野心，狙杀钝初只不过是他的阴谋的第一步，向五国借款，便是第二步，往后，还有更狠毒更嚣张的第三步、第四步……看起来，我们南方革命党人非用武力倒袁不可了。”
陈其美说罢，孙中山看看在座各位：“诸位，有何见解，也请发表一、二吧！”
席上有人起人道，“上海及南方各省党人均持以法律斗争为主的讨袁策略，况且目前凶犯捕获在押，罪证确凿，法律斗争极为有利，攻势也强。”
孙中山听后不以为然，他语气平缓而坚定地说：“不，依我之见，对袁世凯是非用武力不可，我们应该立即组织军队。案件证据确凿，人心激昂，民气奋发，正可及时利用，否则时机一纵，后悔终嗟无及。”
“可是先生，本党所掌握的军队不仅数量少，且有一大部分尚在训练之中，势薄力单，实在难以与北洋六镇作战。民国既已成立，法律并不是没有效力，而且南方武力不足恃，苟或发难，必致大局糜烂。”
孙中山情绪有点激动地说：“袁世凯两面三刀，阴险狡诈，豺狼之性终不可移，杀害钝初，又要私借外债，以一己之私为天下之公，此逆迹已彰。本党一方面应利用当前国人之义愤，外联日本，以孤袁贼之势；另一方面，应立即动员南方五省宣布独立，起兵北上讨袁，先发制人，方可取胜。错过目前之时机，后果将难以预料，我打算近日再次东渡日本，联络日方军政界朋友，以期得到日本的援助。日本与我国乃一衣带水之近邻，日本若助我，我则胜；日本若助袁，袁则胜。所以，对日方的力量应积极争取，切不可等闲视之。”
“若用武力倒袁，一来难以得到国人谅解，二来袁世凯正可以此为借口，向欧美乞怜求助，其结局更是不堪设想。如今真理在握，罪犯在押，铁证如山，我仍主张法律惩袁，逼袁下台。”
孙中山说：“在今日之中国，对于袁世凯这样一个独揽军、政、财大权，能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大盗、逆贼来说，法律是制裁不了他的，甚至是动不了他的一根汗毛的。历史，我没有看准，可还是有人看准了，去年柳亚子君在报上撰文写道：‘孙退袁兴，旧势力完全存在，革命实在太不彻底，且卧榻之旁，任人鼾睡，必无佳果。’说得好，真是一针见血，入木三分啊！”
陈其美说：“不如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用暗杀手段，省事免牺牲。”
孙中山一向不赞成暗杀，亦不认为能用法律解决问题。道：“总统指使暗杀，根本不是法律途径所能解决，所能解决的方法只有武力。”
孙中山要一味用武力解决，这些高层将领可不乐意了，感情是要和北洋六洋镇打。早一年、半载也不是什么大事，那时候手上多的就是兵，多的就是枪。可这会，要枪没枪，要饷没饷，打个毛仗，光靠热血就能打胜吗？
“先生，南方各省的革命军若论战力之强，当属皖军。”
“是的，是的。”众将符合道。
“柏文蔚所属皖军战力的确不错。”孙中山对柏文蔚指挥的皖军战斗力还是颇为赞许，北伐的时候他们皖军就打的很好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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