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挽救危局，上海道蔡乃煌会同上海商会总理周金箴于24日晚星夜驰往南京，拜见两江总督张人骏，回程又去苏州拜见江苏巡抚程德全，请求他们向朝廷奏明上海的危机并设法加以挽救。
朝廷的旨意还没有下来，源丰润票号的老板严义彬偕刘安生又来找蔡乃煌，希望上海地方政府赶紧采取措施，维持市面。无奈此次风潮影响面太广太深，仅严义彬与刘安生合开的德源钱庄，在投机中就亏损200万两，损失额已与倒闭的正元钱庄相当，只因有了源丰润的竭力支持，才得以不倒。
可是，处于倒闭边缘、急待救助的何止德源一家！蔡乃煌认为，严义彬、刘安生“皆浙省著名巨富，仓卒来求……虽有贵重产业，一时无可抵用，倘不出而维持，必至牵连歇业”，使上海银钱业雪上加霜。
7月27日朝廷下旨：
张人骏电奏上海正元、兆康、谦余三家钱庄同时歇业，债务纠葛，沪局岌岌，筹议大致办法等语，着即按照所筹各节妥为办理。并饬上海道将善后事宜悉心筹画，慎防流弊，以维市面，而定人心。
于是，蔡乃煌收了严义彬、刘安生价值300万两的地契、股票之后，出面与汇丰、荷兰、花旗等九家外国银行订立“维持上海市面借款合同”，借款350万两，另由道库拨借官银300万两，存放在源丰润、义善源，终于使市面暂时得以稳定。
每年9月，朝廷要支付庚子赔款，按例上海道应承担190万两，这笔款子平时由上海道经手存放于资本雄厚而信誉卓著的源丰润、义善源钱庄。但1910年的9月，离正元等钱庄倒闭尚不足两月，市面银根吃紧，而上海官库又将官银拿去救市，早已“库空如洗”，无法调剂，因此蔡乃煌上奏朝廷，请求从大清银行拨银200万两垫付。
由于蔡乃煌在前述贷款过程中“稍分利润”，中央的资政院、度支部等处官员们出于各种理由开始谴责蔡，指出上海道为借款作担保违反了“商借商还”的原则，认为蔡在上海收购《时事报》《申报》的过程中也有很多问题。
度支部左侍郎陈邦瑞乘机挑动江苏巡抚程德全参劾蔡乃煌。巡抚参道台，自然一参一个准。朝廷颁旨，斥责蔡乃煌接管道库以来“屡以周转不灵，请部接济”，这次又“以市面恐慌为恫吓，以还期迫促为要求”，实则是“罔利营私”，“不顾大局”，将其革职，并勒令两个月以内“将经手款项缴清”。
蔡乃煌接到朝廷的革职令，又羞又愤，向源丰润等钱庄火速追还官款。10月7日，外国银行突然宣布拒收21家上海钱庄的庄票，8日，源丰润应声而倒，亏欠公私款项达2000余万两，它在北京、天津等地的17家分号也同时歇业。
《东方杂志》报道：源丰润天津分号歇业，天津总商会不得不帮助各商家向大清、交通、志成和直隶四家银行借银100万两以稳定人心。
义善源是上海银钱业的另一支柱，它的大股东是李瀚章的儿子李经楚。李经楚任交通银行第一任总理时，帮理是袁世凯的亲信梁士诒。1910年底，盛宣怀就任邮传部尚书，为了夺回被袁世凯抢去的权利并打击梁士诒的势力，秘查梁士诒在交通银行经手的帐目。
当源丰润倒闭时，李经楚曾向交通银行借款287万余两，帮助义善源渡过了危机。听说盛宣怀查帐，李赶紧将交通银行借款归还，导致义善源上海总号仅剩现银7000两。命悬一线的义善源试图用手中所持有的上海各企业的股票向上海道借银10万两，却为新任道台刘燕冀一口拒绝。
1911年3月下旬，义善源计无可出，只得宣布倒闭。义善源破产后7个月，辛亥革命爆发。
英士达在6月中旬即听好友康利的劝说趁着最后一次暴涨，将手中的股票全抛出，买了一张去雅加达的船票，带着5万英镑出任了驻印尼的商务代表。
7月20日曾经风光无限的南洋橡胶股份有限公司宣布破产，总经理英士达携款逃跑，大批外国‘投机商’抽资而去，只留下已经变成废纸股票。
很快一幕幕的悲壮的情景在上海黄浦江的江面上演起来，那些往日的大老板纷纷手挽着手跳进了滚滚黄浦江中，他们跳出气势，跳出了水平，以至于大批的上海小市民们纷纷追随他们跃身而下。
与中国人相比，外国人的死法就丰富多了，有上吊的，有跳楼的，有饮弹的，有喝毒药的等等，他们让世界知道了，其实他们才是上海金融崩盘的真正受害者。
有人倒霉自然就有人发财，杨洪森发财了，他发了大财，相对于他的合伙人之一毕逊先生只是略发小财，虽然他提供了最为关键的情报。
恒生银行杨洪森个人账户上的存款有7月底达到惊人的300万英镑，李鼎铭绝不相信他只赚了这些，要知道上海倒闭钱庄一家接着一家，跳江的人都要提前买位置，而杨洪森表现又实在是太稳了。
上海的金融股市的崩盘导致的连锁反映还在进一步持续中，而杨洪森则分派青帮弟子在城内到处造谣生事，各钱庄为自救纷纷低价抛售所持有的上海企业股份、地契、珠宝、纸画等等，能融多少算多少，可是现在谁还敢把银子拿出来。
杨洪森在狠赚一笔后，又开始了趁火打劫。他的举动连毕逊这个外国人都看不过去了。“作为合伙人，你太无耻了，打劫都不喊我一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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