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步。他家中只有一个副官、一个勤杂工、一个司机和一个养女。他的活动，我是
弄得很清楚的。他几乎每天去云南大资本家"沦茶大王"严燮成家吃饭。严家可以
随时开出几桌酒席，吃顿便饭也可以拿出十几道菜来。我有时也去那里，遇到杨杰，
总爱和他聊天。他每天从家中出来要经过我家对面一个大的草坪，我的几个孩子在
那里玩的时候，他总爱停下来逗孩子，彼此都很熟悉。我原来准备等他深夜在外面
应酬回来时，就在通往那个草坪的一条小巷内狙击他。
我找了两个行动员和他们研究，他们也认为杀掉杨杰是轻而易举的事，只要我
作出决定，他们就马上执行。不料我和他们商谈时，我的母亲正在我办公室外面的
阳台上，我们的谈话她完全听到了。等那两个行动员一走，她马上气冲冲地走了进
来，用手指着我的头说："我经常教你，一个人可以不做官，但要做人你还要不听
我的话，再去杀人，我就和你脱离母子关系。"这一出我意料的情况，使得我只好
把准备在第二天杀杨杰的事拖延于去。
民革在云南的负责人陈复光住在我家后面篆塘新村住宅区大门临马路，连围墙
都没有。当时云南站虽撤走，而留下的特务中还有戴季庸、杨文智等几个人，是一
向搞暗杀工作的。毛人凤又加派了保密局专搞暗杀工作的王XX、秦景川两个人到昆
明。秦为军统培植多年的刽子手，而我过去在军统局也专搞这类工作多年，并在许
多特务训练班兼任这项工作的教官，毛人风总以为不会有什么问题。我当时迟迟不
肯动手的原因，主要是怕自己跑不脱，因为这些人一旦被暗杀，毫无疑问，一定会
猜到是我于的。我如果先跑到沾益、曲靖等地，再叫他们去于，就不一定有把握，
反而打草惊蛇。当时整个局势迅猛发展，解放军势如破竹直指西南，眼看不久便要
到云贵等省。我自己也很清楚，国民党所留下的一点残兵败将，绝不是共产党的对
手，杀几个人也不能挽救失败的局面。
在那种形势下，我实在有点心灰意懒，再加上我母亲的那几句话，因而为个人
利害考虑特别多，所以放过了许多有利的机会。以后毛人风对我没有在昆明暗杀杨
杰，而让他逃到香港，曾对我执行命令不力严加指责。至于对安恩溥、谢崇文、龙
泽汇三个人的问题，我就更加有顾虑：一方面怕杀了后反而把卢汉激怒了，不但自
己有生命之虞，而且云南局势可能会变得更快，欲保云南，反因此而早日送掉云南；
另一方面，他们三人均为现职官员，平日出人有汽车，家中有警卫，下手也比较困
难。虽然这样，但我在接到第二个命令时，我还是进行过部署，因为军统纪律很严，
对连续命令不执行，将受到严厉的处分。特别在那个时候，毛人风为了挽救垂死的
局面，枪决个把大特务来对内部动摇情绪进行镇慑，是随时可能的。我当时虽一百
二十个不愿意，而仍不能不作一些布置。
云南站撤走后，云南站的外围组织却仍然存在，其中比较还有点力量的是第四
运输处副处长兼运输总队总队长李家杰所领导的"杰社"。这个帮会组织的成员，
大都是第四运输处的汽车司机和搞运输工作的职工。凡是参加这个组织的，多是些
专搞走私贩毒偷关漏税的不法之徒，还有不少在滇缅公路上专干杀人越货的惯匪。
我当时对安恩博特别不满意，私人间一向处得不好。为了执行命令，我便叫李
家杰在他的人当中挑选了四个干暗杀有把握的人，由我给他们每人一支美造曲尺手
枪，先给他们十两黄金的活动费，并允许事成之后，每人再给十两黄金。李家杰也
把自己所乘的汽车给他们使用，准备在安恩博经常来往的路上动手。因为这些人与
安的司机容易接近，打算先勾通安的司机，故意在偏僻的路上抛一次锚，他们尾随
在后，便可立即对安进行暗杀。
另外，由军统特务余谦所掌握的洪帮组织武圣山所领导的一些流氓，更是无恶
不作的亡命之徒，我便叫他选几个人去进行谋刺谢崇文的工作。我当时也怕他们干
的时候出问题，叫他们在决定动手的前一天先告诉我一声，我好同时布置杀杨杰和
陈复兴，并早作逃出昆明的准备。我知道安、谢两人中任何一人被杀，卢汉都会马
上和我翻脸而逮捕我或杀害我，因而我不得不先作打算。
至于对龙泽汇，我当时还不打算杀他，一方面我和他私交不错，另一方面因为
他与卢是亲戚，杀了他，我和卢不但发生正面冲突，也会使卢更坚决地倒向共产党
而痛恨国民党和蒋介石。我在回复毛人凤第二个命令时，也只说正在准备杀杨、陈、
安、谢四人。
毛人凤第三次来电催我赶快执行，我刚刚分别约见几个选定的凶手，并决定同
时进行的时候，突然得到卢汉准备去重庆见蒋介石的情报，我便又连夜分别通知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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