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不答应。我为了搜集李宗仁在昆明的活动情况，除派出大批特务跟随他外，
甚至他到石林去游览，要唐宇纵派铁路局的路警保护他的时候，我都叫特务们换上
路警的服装跟在他身边。直到把李送上飞机，才结束这项临时增加的任务。蒋介石
当时虽抽不出军队到云南来，但仍把云南看成是他的地盘，不准桂系插足。李宗仁
一到昆明，我就每天把他的活动搜集起来当晚报出去，而台湾方面仍不断指示我要
密切注意。
自人民解放军向西南大举进军以后，卢汉的态度也随着有了越来越明显的转变。
这时，蒋介石已将由贵州进到云南边境的八十九军刘伯龙的部队从沾益、曲靖等地
调回贵州，妄图螳臂挡车在贵州山区险要地带阻止解放军前进。蒋介石认为卢汉会
忠于他，所以云南站虽然不断将一切有关情报随时飞报台湾，希望早做处理，但蒋
介石仍听信张群意见，不准备撤换卢汉。直到十一月二十日左右，卢汉突然宣布经
李宗仁代总统批准，将"九九事件"被捕人员全部无保释放，台湾方面大为震惊，
弄得手忙脚乱起来。可是这时解放军已击溃了国民党逃人贵州的仅有的刘嘉树兵团
和刚组成的何绍周兵团，并越过娄山关、乌江等层层天险直趋四川，一路势如破竹。
眼看西南的中心重庆马上即将解放，再也无法对云南采用武力控制了。
在毛人风尚在昆明时，卢汉即已看出蒋介石叫毛人凤逼他分担血债的罪恶阴谋，
所以他对"九九事件"中被捕人员的处理一再拖延，连一个人也不肯杀。最后毛人
凤不得不迁就他的意见，由西南军政长官公署派人和云南绥署人员进行会审，再作
处理的决定。十月下旬，西南军政长官公署派科长陆坚如、法官雷某，与云南绥署
军法处长杨振兴、保防处长沈醉四人组织进行的会审工作刚开始，毛人风又加派保
密局高级法官徐钟奇赶来，想参加这项工作。卢对徐钟奇的到来置之不理。毛人凤
连续急电质问我为什么不让徐参加，我均以未得卢的同意答复他。
卢的这一办法很成功，由于没有让徐参加会审，才使被捕的人，没有一个丧生。
在会审期中，杨振兴接受卢的指示，对毛人风一再坚决不愿释放的人，也分批交保
释放了一些，对一些糊里糊涂被抓去的人则当庭开释。有些工人、学生只唱过进步
歌曲或跳过秧歌舞便被指为共产党嫌疑分子，在会审中也都陆续释放。对一些平日
思想言行比较进步，以及或多或少有一些所谓证据的人，则暂时仍旧羁押。
当我每天把会审情况向台湾报告时，毛人凤仍以为多少总可以杀几个，一再叫
我坚持这一原则，不管多少，只要有几个人头落地，便算达到了目的。他叫我在数
量上不要再争，但要做到决定杀一个便立即杀一个，不必等处理完毕时一起杀。但
卢仍不同意，要等最后会审完毕再决定。就这样一拖再拖，拖到十一月二十日左右，
会审工作还在进行，卢突然命令全部开释，三百多人一下都放了出来。
毛人凤接到我的报告，立刻派看守过杨虎城将军并参加杀杨的特务队长张鹄为
保密局云南看守所长，要我马上准备房屋，调几名特务，限三天内协助张鸽把这个
看守所成立起来。毛人民指定要把被卢释放出来的共产党嫌疑分子、民革方面几名
负责人和进步参议员杨青田、陈复光、朱健飞、李群杰等几十人，再度逮捕起来送
交张鸽看守，听候命令处理。我当时对这一命令的确不愿意去认真执行，因为怕和
卢汉发生正面冲突，而成为这一冲突中的牺牲者。
我再三考虑，认为卢汉既奉代总统李宗仁批准公开释放这批人，蒋介石当天便
已知道，却没有半点表示，而毛人凤暗中却又叫我去逮捕一些回来，卢知道后必然
会追究，甚至会向蒋介石提出要挟，要求惩办我。在那种情况下，蒋必迁就卢，同
时为了表示对卢的支持，牺牲个把特务是绝对有可能的。所以当张鹌拿着毛人风的
电报和亲笔信催促我的时候，我总借口房子找不到来拖延。直到云南和平解放，保
密局云南看守所名义上虽已成立，人员也已派定，但所址却没有找妥，张鹤和几个
看守人员一直住在保防处内，没有什么工作可做。
十月底，保密局命令云南站拟具切实可行的"应变计划"，并决定扩充云南站
组织。另外，国防部命令成立国防部云南游击司令部，由我兼司令，原来的云南站
人员均编人游击司令部，滇越铁路警务处长苏子鹄兼副司令。苏子鹤一再催我把这
一名义公开出来，我认为会影响社会秩序，推说云南不会被解放，不到必要时不能
用这个名义。因为保防处处长不能统一指挥保密局在云南的公开单位，按照过去军
统的习惯，只有秘密单位，即各省的省站才有权统一领导各省的军统附属单位所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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