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即翻脸，战事不但未停止，而是更疯狂地向昆明猛扑，枪炮声彻夜可闻，且越来
越近。二十六军的少数队伍已冲到拓东路附近的得胜桥，五华山的省府办公大楼也
遭到轰击。
十九日上午，卢决定把我和沈延世、李楚藩、童鹤莲四人移送到钱局街模范监
狱，因为五华山天天被轰炸，已不安全，加上两个军不停地向昆明猛攻，必要时还
可能暂时撤出昆明。我们四人到模范监狱以后，看到那里已关有几百名国民党的军
政官员和特务。当晚，附近城墙上的机关枪声已很清楚地听到了。这时大家心情非
常紧张，也很矛盾，一方面希望国民党军队马上攻进昆明，好救这些人出去，一方
面又怕在攻入昆明前遭到杀害。
二十一日后，枪炮声渐远，监狱里的陈科长告诉我："最紧张时期，我几乎为
你们当孝子，现在已不成问题了。"当时守卫昆明的少数保安团队，无论在装备上、
人数上都比国民党军队相差很远，但是在昆明人民全力支持下终于把这群凶狠的敌
人打退了。在几乎弹尽粮绝的危急情况下，全城人民拿出了自己所有的东西来支持
自己的子弟兵坚守昆明，最后把敌人打退。
二十二日以后，昆明威胁解除，全市人民狂欢起来，到处锣鼓喧天高歌狂舞，
昆明人民在强大的敌人面前得到了最后的胜利。整个云南得到解放，这是云南人民
的力量，更是共产党和毛主席英明政策的胜利，也是卢汉先生对祖国和对云南人民
作出的一个贡献。
昆明"七一五"镇压学生爱国运动的经过
一九四八年七月十五日，昆明国民党军警镇压学生爱国运动，开枪打死打伤学
生三十余人，逮捕学生三百余人，囚禁三个多月。我当时是国民党特务机关国防部
保密局云南省站站长，是这一血案的主谋凶犯之一。想起往日这一滔天罪行，至今
犹懊悔交集！现将当日事件发生情况，就个人所知记述于下。
抗战胜利后，昆明学生爱国运动极为高涨，经常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对国民
党政府种种反动措施提出抗议。国民党当局对之深为厌恶，并经常进行残酷的血腥
镇压，但不仅不能制止，反而愈来愈烈。我刚调任云南站长不久，云南警备总司令
何绍周便告诉我当时云南许多情况。他认为最感棘手的是没有办法对付学生，因为
轻不得重不得，轻了学生不怕，重了又怕引起各方面的反感。他当时最不满意的是
云南的行政当局不能和他很好地配合一致，设法对付学生。他埋怨省政府教育厅不
尽职，埋怨省主席卢汉拉后腿，使他不能为所欲为，因此云南的学潮镇压不下去。
他很希望云南站加强这方面的工作，从内部去进行破坏活动，设法掌握学联组织，
侦察出学联组织中与中共有关系的人来。他认为每次学潮都是由于有中共地下工作
人员在指使，否则不可能那样有组织、有计划地大规模动员起来；如果纯粹是一些
学生闹闹事，他不会对付不了。因此，他认为云南站的主要活动是弄清这些关系，
采用釜底抽薪的办法，只要逮捕少数与中共有关的领导人，并进一步破获云南的中
共地下组织，便可彻底解决问题。
我当时也很同意他这种办法，便着手加强云南站的学运工作。在这期间，云南
站只有学运指导员杨文智和昆明组在云大政治系的职业特务学生张发顺两人从事这
方面的活动。杨文智一向只从几个学校的教职员方面去了解一般情况，我便指示他
一定要通过教职员的关系，在几个经常闹事的学校中直接去发展一批学生，并利用
学校中担任事务方面工作的职员和工人去注意学生的行动，并趋学生上课时暗中搜
查学生的寝室，以便多方面去找寻线索。张发顺在云大读书，只靠个人去活动，我
便指示他要多利用同乡和要好的同学等组织一些读书会等小组织，吸收可靠的同学
正式参加特务组织，由云南站给以津贴，不要像警备总司令部情报处稽查处的特务
那样，专门注意那些闹得最凶、喊得最起劲的"猛张飞"，而要特别注意那些平日
不大作声而专门指使"猛张飞"的"诸葛亮"。
在这同时，我规定昆明组的重点工作要摆在学运方面，除了组长罗若维应直接
利用亲友和旧同学等关系在各学校发展线索外，还指定一个女组员王金林专搞学运
活动。此外，对云南站所掌握的公开特务机关昆明市警察局几个接近学校区的分局，
也给予了加强这方面工作的任务；特别对警察局刑警大队大队长周伯先，叫他利用
该大队组织的篮球队、排球队等体育组织去拉拢一批学生，来替刑警大队搞学运活
动。通过这些新的布置，云南站的学运情报在数量质量上虽有所提高，但对学潮的
控制和侦破中共地下工作人员的线索，始终没有办法。
六月间，昆明学生又集合三万多人举行了一次反美扶日的大游行。游行完毕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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