觉，怎么不告诉我一声，几乎出大问题了！"郭子良感激涕零，向他表示谢意，我
才明白原来是那么一回事。
类似这样的事是很多的。毛人凤遇到这种情况，总是由他承担下来。我曾留心
观察过，事后他总要找个机会，用直接或间接的方法，使对方了解是他帮忙，才使
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因此，不少人对他越来越表示好感。他这种讨好人的手段，
也不止一次地用到我的头上，我也很了解他这种用心。我当时反正给戴笠骂惯了，
多一次少一次也不大在乎。但他总是有意让我了解他常常在暗中帮助我，这便是我
以后成为"毛派"的一个重要原因。
毛人风当时不但在军统中能忍耐，就是在外面也不耍脾气。在一次，重庆稽查
处长何龙庆邀他去第一书场看川戏，占了一排最好的座位。后来来了几个空军飞行
员，毫不客气地挤了过去，遂与何龙庆发生冲突。双方均骄横惯了，都不肯示弱，
便大打出手。毛人民始终保持他那付态度，结果何龙庆挨了一顿打，他只挨了一顿
骂。回来后，他便告诉我，要不是能忍耐，说不定也挨了几拳头。他对此事很注意，
并常常拿这件事劝告别人，要能忍耐，才不吃眼前亏。
有抗日战争期间，毛人凤那种等待机会的精神，当时也为一般大特务所不及。
他在军统局局本部大礼堂对面那间小楼房内，安心地等了几年。那是一间一丈五尺
左右见方的办公室兼卧室，比一般处长们的办公室都不如。他整天守在那里，批阅
数以百计的公文，一直到半夜才能休息。他身为代主任秘书，生活朴素，每个科员
都可以随时去找他解决问题。当时像军委员别动军司令周伟龙，水陆交通统一检查
处副处长张炎元，兵工署稽查处处长张师，特务总队长张业、王兆槐等人，都是军
统的元老，每去见他，他总是非常客气地接待这些人，并照例失和他们开开玩笑才
谈问题。他和张炎元在一起时，两人总爱学几句半吊子的上海话，胡扯一顿，等别
人走了，才谈正经事。
戴笠在重庆时，经常亲自主持在军统局局本部的中午会报，一些处长主任们老
是提心吊胆去吃那顿午饭。毛人凤也照例要参加。每遇到戴还没去的时候，总是由
他首先开玩笑，听到戴笠下楼的声音才停止下来。遇到戴笠不能参加而事先打电话
告诉他的时候，他便故意慢一点去，一进门便说："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戴先生
今天有事不能来，大家痛快吃一顿吧！"这时全场皆大欢喜，空气立刻变得活跃起
来。特别是遇到戴笠到外地办事改由他来主持这顿中午会报时，更显得轻松愉快，
总是由他带头来点第二天的菜吃，办伙食的也更卖力，把每顿午餐办得特别丰盛。
他一坐下来，除了简单谈谈工作外，绝大部分是天南地北乱扯一顿。因为他不像戴
笠兼差那么多，私人活动也忙，对军统工作常常不接头，他是整天在军统办公，大
家可随时找他联系，所以情况非常明了，用不着在吃这顿午餐时来多花时间谈问题。
所以大家对他主持中午会报都是自始至终充满着欢乐的情绪，无形中也日渐对他产
生好感，他也从不肯放过这种拉拢人的机会。
当时军统局在重庆掌握的公开单位很多，局本部各主管部门的负责人员常常借
口视察工作，乘机找油水，每次总有不少好处可得。许多公开机关领导人常常请他
去视察，他总是说："我不是单位负责人，只是内勤部门的帮手，我没有必要，也
不便出去视察。"军统在重庆的许多特训班的副主任给他安排了"精神讲话"的课
目，他也婉言谢绝，说自己没有资格作精神讲话。遇到实在非去不可时，他也只作
一般性的业务报告，不以领导人的身份自居。
戴笠出门期间，军统仍照例于每星期一上午举行纪念周，他总是请郑介民或唐
纵两人中的一人来代替戴笠主持，自己从来不肯出面代替戴笠。戴听到这些反映后，
认为他是一个没有野心的忠实可靠的助手，也乐于培植他，并有意地慢慢让他在军
统中造成一种无形的领导地位，使之和郑唐两人能并驾齐驱。许多特务心目中除
"戴先生"外便是"毛先生"，而对郑唐两人越来越疏远。这样便为他日后与郑唐
在军统中争权夺利打下了牢固的基础。即令戴笠不死，他也早在暗中安排如何能使
自己坐上军统的第二把交椅了。
毛人风讨好一些大特务的手段，除前面谈过的肯代人受过外，还尽力为人排难
解纷。当时军统局党政情报处副处长叶翔之（曾在台湾任"国防部"情报局局长，
成为军统的领导人），好色成性，常因乱搞男女关系出问题。叶翔之看中了侦缉大
队女特务杨吉昌，便找种种机会和杨接近，而将杨奸污。当时侦缉大队长谈荣章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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