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敷衍，不但花费时间，而且还得迁就某些人，这种作法对工作是极其不利的。我
不便再看下去，虽然我一向对他比对戴笠随便得多，但如果他发现我在偷看他的这
些东西，也会和我翻脸的。不过我以后非常注意这个问题，对他的为人也有了不同
的看法。
他为了向蒋介石表示自己比戴笠更忠实，便抓住戴笠最大的一个弱点来做文章。
因为到抗战末期，戴所兼的公开职务已有不少，加之胜利后野心越来越大，已引起
蒋介石的不满。戴笠如果不死，蒋介石不会将全国的警察领导权交给军统。为了掌
握全国警察的领导权，蒋介石没有接受戴笠推荐的人选，而亲自挑派首都警察厅厅
长和上海、北平等大城市的警察局长。蒋介石还曾召见李士珍，并叫侍从室研究李
士珍提出的十年建警计划等一系列措施。从这一系列的事情都不难看出，蒋介石是
不愿戴笠兼职过多的。毛人风便选择了这一点来表明自己的态度，没有任何野心，
自然能讨得蒋介石进一步的信任。
我自从看到毛人风那几句话以后，便一直注意他对这个问题的态度。我当时是
一百个不满意他那种作法，认为他太对不起死去了的戴笠，有点忘恩负义，为了自
己升官便不择手段。大约过了一星期，有天毛人凤见了蒋介石回来，非常高兴地找
了几个平日与他最接近的人一起谈话，我也在座。他津津有味地谈到，今后要使军
统工作"专业化"，不主张搞秘密工作的大特务们再去兼任与本身业务无特别需要
的公开职务，要把公开机关与秘密单位划分。他还说，不准军统大小特务私自兼营
商业，过去搞的生意都要停止。以后除了由保密局办的"三有公司"外，个人均不
得以任何方式和用亲人的名义去人股经商，一经查出，便以违犯纪律论处。他还谈
到，今后在工作上不能对外循情，要求所有特务一心一意为蒋介石尽忠。
我当时心中有数，一定是他那个报告得到了蒋介石的批准和赞扬。那个报告中
还有我没有看到的问题，也通过他那次谈话露了出来。从那以后，在保密局外勤站
长的调整中，开始将一些兼有公职的大特务站长的职务免去。许多特务在胜利后都
在偷偷搞投机生意，戴笠在世还有所畏惧，戴死之后，这些人几乎把军统工作放在
次要地位，而主要是抢劫敌伪物资和大做投机生意。
毛人风针对这些问题来讨好蒋介石，自然引起不少人的反感。许多人在背地里
谈论开来，都认为毛不主张特务多兼公职是由于他自己的出身关系。他没有军校的
学历，公开职务也只当过县政府的秘书，所以他在抗战胜利前，军统内勤特务都急
于搞任官任职的手续时，他却不愿搞。因为他尽管平日也说过他在黄埔三期住过几
天，以后便离开了，想以此说明自己也是黄埔学生，但谁也不承认他这一关系，他
也不能利用这个出身。同时他老婆做的生意不少，当然用不着他来出面了。
其实他那种讨好蒋介石取得信任的方法，连他自己也不能做到，一些规定不久
也陆续改变了。如新提拔起来的一些省站站长，都是他认为最忠实可靠的特训班毕
业学生，像重庆站长吕世琨、贵州站长钱雳林、西康站长董士立......等，都是临训
班毕业的。而一些担任公开机关职务的像重庆稽查处长罗国熙、绥靖公署二处处长
徐远举、贵阳省会警察局长东方白、警备副司令陈世贤等人，都是军统老资格，那
里肯接受这些后辈的领导。不到一年，毛人风只好改变办法，仍由一些公开单位负
责的大特务兼任省站站长，统一领导各省的工作。
雷厉风行闹了一阵不准特务兼营商业的命令也不再提，事实上谁也不肯听从这
一命令。毛人凤曾几次动员我首先作出榜样，把在长沙经营的生意停下来，并准我
一个月的假回去料理。我到了长沙，不但没有照他的做，而且还与湖南站长黄康永、
长沙警察局长李肖白等集资做了更多的生意。其他各地的情况也大都如此。他知道
了也只要求不要太明目张胆，不要让人向蒋介石那里去检举，也就不再过问了。
蒋介石听到他的建议后，却信以为真，认为经过他几次三番整顿以后，的确比
过去好得多了，还当面夸奖过他。他回来虽然很高兴，但也常常表示有隐忧。因为
他自己非常清楚，这是在欺骗蒋介石，好在那时是元官不贪，官官相护，谁也不会
在这些问题上来找特务的毛病向蒋介石去告发。纵然有些人知道特务在搞生意，而
他们也会毫不掩饰的坦自承认，甚至请人帮忙，因为只要加上一个这是"工作上的
掩护"名义，谁也不再过问了。
对权贵的拉拢和运用
毛人民拉拢豪门权贵的手腕可说比戴笠更肯下功夫。戴笠由于长期以来得到蒋
介石的信任，越来越骄横跋扈，许多权贵与他往来都有三分畏惧，十几年间树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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