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抚恤金之后，便不再负担他们的生活费。按照军统过去的办法，因公死亡的特务
遗属，每月或每年要发生活费或补助费，其子女入学也由军统负担。十多年来，积
累下来的遗属遗孤数以千计，这一笔开支也很不小，并且无法报销。这一次便发给
约可维持三个月到半年的生活费之后，便不再置理。
当时这些措施，在郑介民和毛人凤看来是他们的得意之作。这种快刀斩乱麻的
手法，的确使以后经费的收支渐渐走上轨道，不再和过去一样乱抓乱用。戴笠虽然
弄过不少的钱回来，但是没有积累，弄得越多，开支也越大，会计部门经常在过年
三十夜，叫喊钱不够用。经过这次大整顿，情况好了一些。少数自动请长假离开的
大特务还极力歌颂这一处置。因为他们大都已经腰缠万贯，戴笠不死，还天天担心
被人揭发要出问题，想走也走不了，准请长假的办法正合他们的心愿，可以无忧无
虑地去享受下半辈子的清福了。
但是一些被遣散的与送到军官总队去转业的人，由于平日与外间关系少，贪污
敲诈得到的钱也不多，或者因为来得容易也花得痛快，满以为有军统这个靠山何愁
没钱可用，这时怨声四起了。特别是他们在军统工作时，在社会上有一批酒肉朋友，
彼此互相利用，各方面还买账，等到他们离开军统之后，再去找这些朋友时，便都
采取回避敷衍的态度了。例如一些担任检查工作的特务，当他们在水陆码头上耀武
扬威的时候，一些轮船上的负责人和私车老板、运输商人，对他们真是恭维备至，
一旦知道他们已离开军统想要点工作做的时候，态度立刻改变，再也不和他们称兄
道弟，有的还送上几文钱打发一下，有的干脆不予理采。
到军官总队去的人，只能拿到有限的生活费，住在挤满人的宿舍里，吃着和部
队一样的伙食。这对过惯了舒服生活，花惯了钱的特务们说来，叫苦连天是自然的。
在重庆的特务们，有的就经常跑到祀奉戴笠的"戴公祠"去痛哭。那些一向靠军统
抚恤过活的遗属，很快花完那点抚恤金后，也经常吵着再要钱。保密局从成立到逃
往台湾，一直没有停止过处理这类问题。
这次裁汰人员的标准，主要是保留"核心分子"与"基本人员"，对一般特务
则进行挑选。当时被军统称为"核心分子"的大多是指抗日战争以前参加军统的老
特务，"基本人员"则多系抗战期间军统各个特务训练班所毕业的学生，"一般分
子"则多为抗战期间从各公开机关中吸收来的和私人介绍进来的以及由士兵中提升
起来的人员。当时军统送往各地军官总队去转业的特务，前后达两万人左右，其中
重庆最多，有五千多人，西安三千左右，江西八百多人，其他各地也都是几百到一
两千。
当军统大量裁减人员时，被裁的和保留下来的都有些人不满，他们无耻地认为
自己是抗日与反共有功之臣。毛人风也有此看法，内心里也希望多保留一些人。郑
介民与毛人凤意见相反，主张多裁去一些没有多大作用的人员，以减小目标。他于
一九四六年六月初赶到重庆，召集各单位负责人讲话，说明今后军统的工作重点是
和共产党作斗争，不是人多人少的问题，而是必须有精明强干的人才能担得起这项
任务，所以宁可少些，但要精干一些，目标越小越好。
郑介民还特别把十八集团军朱总司令给蒋介石有关撤销特务机关的一段电文再
次向大家提出，并着重说明共产党早已公开提出这一要求，很得各方面的赞同。他
说，如果不能自动先行缩小编制裁减人员，不但将来组织新政府时通不过，反而会
引起很大反感，特别是增加蒋介石的麻烦。他一再要大家体念领袖苦心，顾全大局，
顺应时势，切不可因小误大。他为了使被裁的人安心起见，还提出被裁人员只算是
暂时脱离军统工作，准许他们仍保留组织关系，等将来扩大编制增加入员时有被优
先派用的权利。此后，吵吵嚷嚷的情况稍好了一些。
当时为了多安置一些人到军统掌握的公开单位去，郑介民和毛人凤一再亲自出
马找公开单位负责特务进行工作。过去戴笠在世时，凡是军统掌握着的公开机关，
人事安排几乎全由军统局人事处统一调节，主管人员不能擅自任用私人。戴笠死后，
情况变了，一些公开单位的负责人对局本部的命令大都阳奉阴违，出缺不上报而自
己找人；对派去的人不是说没有缺额安插，便推说资历不合而拒绝任用。郑、毛亲
自出马找各部门，实际上是不得已。有些大特务自己找到了较好的工作，如张国焘
活动到江西救济分署当署长，黄荣华活动到广西救济分署当署长，余乐醒活动到救
济总署上海汽车管理处当处长等，郑、毛便推荐一些人请他们帮助分别安置。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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