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风特别在傅厚岗通往玄武门的那条马路上买下一幢房子，取名叫"诚庐"，作为
各单位首脑开会之用。对一些有关对付中共及镇压民主爱国运动等问题，便在这个
会上提出，以便各特务机关采取一致的步骤。同时规定各省站长，必须参加各地省
一级的特种会报，以便在反共方面能与各方面取得联系，互相配合。毛人风还规定
各省站长每月至少召开一次公秘会报，由各省站出面邀集，该省所掌握的公开特务
机关负责人要亲自参加，一般多采用聚餐或茶会的方式。会上先由站长报告该省一
般情况及保密局有关工作的指示，然后由各单位负责人轮流报告自己单位中一月来
的工作，并提出一些共同性问题进行研究、讨论。会议完毕，还得向保密局汇报。
这是过去军统一贯的秘密领导公开的传统办法。不过在保密局时期，有些地方已经
流于形式。
保密局控制的公开特务机关，既不如过去军统时期那么多，在控制程度上也远
不如过去那么紧。当时最大的全国性公开的特务机关是警察总署，由于它为唐纵所
领导，表面上虽然接受保密局的控制运用，实际上是自有一套。比如唐纵提出，要
使警察人员正规化，凡不是警官学校出身的人不能当警官。这等于公开声明，对当
时军统所裁编下来的人员拒绝接受。虽然警察总署人事室一些主管人事的人员大都
是保密局人事处推荐去的，如刘本钦、江摄吉等，都是军统时期人事处的老人，但
是他们不能和过去一样受双层领导，而是一切全由唐纵作主。因此在各省保安处与
警务处合并改编为警保处时，不少警保处长不是安排军统分子，而是给了转业的高
级军官。以后盾纵兼任国防部保安事务局长时，他也只挑了赵世瑞等几个军统的人
到这个局。至于那些大城市警察局长的更换，都得由蒋介石亲自决定，郑介民、毛
人凤既不便越过唐纵而直接找蒋介石，唐纵也不肯为保密局力争。本来戴笠早在抗
战期间便对一些大城市的警察局长人选预作了安排，胜利后却都由蒋介石另行派定，
如上海给了宣铁吾，北平给了陈卓。戴仅把天津警察局长抢给了李汉元。李汉元是
替外国人当奴才、在天津租界干了十多年警察工作的"天津通"。南京的首都警察
厅长这一职位，戴笠多年来一直是在培植着任建鹏。南京撤退时，任建鹏任首都警
察厅保警总队长，他带着一批武装保安警察向重庆逃跑时，便把首都警察厅的印信
带在身边。他到重庆后，改任内政部警察总队长，一直眼巴巴地望了八年，好容易
等到日本投降，满以为可以出任首都警察厅厅长，结果蒋介石没有答应戴笠的要求，
而把这一职务给了宪兵司令部参谋长韩文焕。任建鹏带在身边八年的首都警察厅印
信，一次未用，便交了出去。戴笠为这事难过极了，勉勉强强地为任争到了个汉口
市警察局长的职务。这几个大的警察局局长的职务，直到一九四八年以后，才慢慢
地落到军统特务手中。北平归了杨清植，上海解放前给了毛森。南京警察厅却始终
没有轮到军统。
保密局所控制的第二个公开机关，是交通部的全国交通警察总局，这个局先后
由吉章简、周伟龙、马志超任总局长。局里的成员，大都是从原军委会水陆交通统
一检查处、军委会别动军司令部及忠义救国军等单位凑合来的，基本上还能接受保
密局的领导。当时几条铁路的警务处长，如京沪、沪杭雨的王兆槐，平汉路的朱若
愚、北宁路的吴安之、陇海路的程一鸣、津浦路的贺元、粤汉路的张辅邦、湘桂路
的史铭、浙赣路的毛万里、晋冀路的李希纯、成渝路的曾晴初（当时成渝铁路还没
有动工修建，却先成立了铁路管理局和警务处等机构）、滇越路的田动云等，都是
老军统。公路方面，除了公路总局的警稽室由刘子钦、蔡慎初先后当过主任外，各
地公路局的警卫稽查组、各运输处的警稽室以及招商局（水运）警稽组（组长石仁
宠），也都由军统特务控制。这个局收容了所有的特务武装部队，改编成了二十多
个交通警察总队。
按照过去军统局的传统，国防部第二厅也应由保密局控制。郑介民是以保密局
局长兼二厅厅长，照理也不应成为问题。可是他本人经常不在南京，二厅副厅长侯
腾不但不是军统，还想独树一帜，不愿接受保密局的领导。郑介民兼厅长时期，侯
腾表面上还敷衍一下，等到郑介民被免去保密局局长和二厅厅长改任国防部次长以
后，侯腾当了二厅厅长，情况马上改变。不仅保密局不能再控制二厅，侯腾还想把
原来在二厅工作的军统分子慢慢排挤出去，在搞军事情报方面与保密局分庭抗礼，
自己把持军事情报，而让保密局专搞党政情报。毛人凤自己也很清楚，保密局在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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