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东区有名无实，没有好久便又改为上海特区，专门负责上海地区的工作。当时区
部组织仍很简单，情报多的时候，除区长外，区书记邓志英和我都得帮同司书陈拔
苹来抄写密写信件。最初密写的化学药水很简单，以后才渐渐复杂一点，到一九三
四年改由南京派交通每日来取情报，才停止用药水抄写和邮寄。
当时四个情报组的主要成员都是基本特务，任务是想方设法打入中共组织和民
主党派组织，以及担任监视蒋介石交下来"应予监视"的反蒋人士的工作。因此情
报组的情报反而不很多，而主要来源却是依靠由区所直接掌握的"直属通讯员"。
这些人大多是各方面向戴笠或区长推荐的，有的还在试用，有的则成为正式的通讯
员。这种直属通讯员有三十多人，都是有固定的公开职业，与各方面关系较多。他
们搞特务活动最初是兼差，慢慢才变成专业。他们一般都是由区长、书记和交通去
联系，其中绝大多数是靠交通联系；特别是一些在民主党派中工作或伪装进步的人，
他们最怕别人发觉与特务有往来，因此联络时也很秘密。
上海特区头几年只设有一个邮局信箱而没有接头机关，一般都是一星期联系一
次，有特别事项便写信寄到信箱去，我任交通时每天都得跑几个地方去取情报。直
属通讯员必须与区长见面时，彼此都有些准备。区长怕他们靠不住被出卖，约见时
往往先由我传达清楚后临时带他们到旅馆开房间或公园茶酒馆去等候区长。有时一
再变更地点和时间，甚至见到以后谈了几句又雇出租汽车再到另一个地方去长谈，
弄得非常神秘的样子。有些通讯员也是提心吊胆，生怕一次见面后谈得不投机被带
到南京去，所以彼此都不愿经常会见。有些通讯员往往半年才和区长见到一次。
南京总处认为有特别重要作用的人，先后任过总处书记长的梁于乔和唐纵、张
师等都从南京赶到上海去约谈，遇到这种情况那就更加弄得神秘了。我不但要使双
方按时会见，而且还要担任临时的警卫工作，防止发生意外事故。有些区部认为比
较可靠的通讯员，则不像和有党派关系的人见面那么故弄玄虚，除经常由交通直接
去找他们外，区长和区书记也往往直接去找他们联系，但始终不敢把区部所在地和
电话告诉他们。
通讯员中，我还记得姓名和地点的，如吴淞商船学校军事教官陶一珊（化名陶
式贯）。他是由潘佑强介绍给戴笠的，因为是中央军校的学生，又有公开职务，不
会发生问题，当时专门负责吴淞地区社会情报和那里的几个学校方面的情报。
另外还有专做复旦大学学生工作的一个通讯员叫陈绍宗，也是黄埔学生，曾在
复旦担任过军事教官。他离职以后，戴笠便叫他在复旦后门口开了一个嘉宾饭店。
他用他妻子吴树宾的名字当化名。这个饭店由于得到特务机关的津贴，资本比一般
雄厚。陈认识的学生很多，又愿意赊账给学生，所以生意很兴隆。这家饭店有两间
小房间，除了供学生们聚餐请客之外，还借给学生开小会和商谈问题。陈便借口义
务招待茶水为名，叫他一个十多岁的女儿常常进进出出去听他们谈话。遇到学生们
事先关照不要随便进去时，这便无意中说明此地正在商量秘密问题，更成为注意的
好线索。他拉拢过不少学生，打进学校中各种组织中去活动，因此情报比较多。后
来整个江湾地区的工作都由他担任起来，连附近的女子体育学校、法政大学等都发
展了一些学生给他做工作。我每次去总是用买饭票的方式把区部给他的指示夹在钞
票里交给坐在柜台上他的老婆，再利用找钱为名取回他写的情报。
当时闹事最多的真茹暨南大学，特务人员除了在附近开有一个咖啡店从事掩护
活动外，一些南洋回国的华侨学生被吸收当了特务。这些学生当时虽然还在读书，
却已身佩手枪到处乱闯，经常掏出手枪来威吓人。后来杨虎的一个姨太太还把这个
学校的十多个华侨学生如苏振通、刘果庆等介绍给戴笠，送到杭州警官学校特训班
去受训练，成为军统的基干分子。
当时还有些地方军阀派在上海的联络人员，他们也替军统做工作。文化界方面，
有在上海《大晚报》担任副刊《火炬》主编的崔万秋，以及一向在教育界活动的高
巩白等，都是上海区的直属通讯员，我都跟他们联系过。在崔万秋所编的副刊上，
张春桥曾用秋克这一笔名写文攻击鲁迅，并要鲁迅给他写回信时由《火炬》编辑部
转交。崔万秋多次吹捧蓝苹的文章也是在这个报上发表的。当时崔万秋住在法租界，
我每月给他送去津贴八十元，有时还有几十元的奖金。我给他送钱和去他家取情报
时，曾不止一次见到蓝苹在他家中，但崔从来没有给我介绍过。我去他家时，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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