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的账，张就把吴扣押起来，报请郑介民处理。毛对此怀恨在心，等自己当了局长，
便立刻把吴开释出来，并将张赶走。
以后毛、唐两人之间的冲突，虽不如毛、郑之间激烈，也一直在暗中勾心斗角。
毛人风想和军统时期一样，把警察总署的人事控制住。唐纵早就注意到这一点，便
做出规定，凡是由保密局介绍到警察总署去工作或希望通过警察总署派到各省市警
察机关去工作的人，不经过他的批准，人事室不能处理。毛人凤对这一规定极为不
满，多次在中午会餐时提到这一问题，认为唐控制太严，不肯安插自己的人，而喜
欢用外人。由于利害关系不太大，唐不想在保密局中发展自己的力量，所以两人矛
盾不很尖锐，还能相安无事。
另外，戴笠死去以后，他们三人在抓特务训练班结业的学生方面，也发生过不
少次的争夺。一九四六年开始，历届军统特训班的学生感到，自己不抱团，便会受
到排挤，因此纷纷以同学会或同乡会等名称结合起来。首先是临训班和黔训班学生
在重庆成立了一个滨湖同学会，由张明选、李葆初、邓毅夫、易啸夫、刘本钦等人
暗中进行联系工作。接着兰州、息烽、东南、谍参等班学生也相继暗中组织起来。
他们都想找靠山，希望搞军事工作的便想走郑的门路，想搞警察的便去找唐，愿意
继续做特务的便投到毛的手下。由于郑、唐、毛过去都没有一批自己认为忠实可靠
的干部，戴死后，正是打天下、争权利的大好机会，也都想趁这个时候抓一些人在
手中。
毛人风看到这一情况，便召集拥护他的潘其武、袁寄滨、李修凯、毛钟新、沈
醉等七八个人商量，决定成立一个"军统局各训练班毕业学生统一同学会"，规定
凡是抗战期间在军统各训练班毕业的学生，都要参加这个组织，不准另外再成立什
么训练班的小组织；已有的应一律停止活动，否则以搞小团体的罪名加以处分。同
时还决定，在统一同学会成立后，请郑、唐两人为名誉会长，毛人风为会长，另外
聘请一些与训练班有关系的大特务为顾问。这样一来，这几万名学生便全由毛派掌
握。
一九四七年统一同学会在南京洪公祠保密局大礼堂开成立大会时，军统几十个
训练班的毕业学生都派有代表参加，但两位名誉会长因对此事很为不满，却不去参
加大会。这个会由毛人凤主持，以后便附设在保密局人事处里面，由李葆初、邓毅
夫、徐凤等以总会于事名义处理各项工作，下设联络、登记、福利等组，并在各省
设立分会。军统各特训班毕业学生参加该会的达两万名左右，会员都发有一个会员
证章，铜质圆形图案是用一支箭射穿和平鸽。解放前，在蒋管区内到处可以见到佩
带这种证章的特务，只有担任秘密工作的才不准佩带。当时，这个小证章简直成了
这些特务可以到处横行不法的许可证。一般公开机关中搞特务活动的人，遇见佩带
这种证章的，不管与之认不认识，都要客气三分。临解放时，这个会也随保密局一
同逃往台湾，一直由毛人风所控制。
郑、唐、毛三人各有一套，作风也各有特点。郑介民一向以老成持重、深谋远
虑而得到蒋介石的信任。他平日喜怒不形于色，很能控制自己，有空便阅读书报杂
志，肯用心钻研问题，对国际、国内形势也爱分析研究。他在军统局和保密局的纪
念周上讲话时，一向是专作时事报告，极少谈到工作上的问题。我有时到他家中去
看他，他也爱讲一些对时局的看法。
记得在抗战期间，有一次他正在和我们大谈其对日军作战的形势分析时，他老
婆柯淑芬就在旁边插嘴，叫我们不要相信他那一套。因为抗战开始时，根据他的分
析判断，香港不会有问题，他老婆使信了他的话把许多东西存放在香港，结果日军
占领后全部损失。她曾多次当着我们的面气愤地质问郑："你说香港没有问题，现
在怎样？你把我的东西还来！"郑对她这样当面给他出丑，也毫不在意，只是一笑
置之。
郑自认为对中共问题素有研究。戴笠在世的时候，也常常叫毛人凤就一些关于
中共的问题向郑请教。我记得有一次郑到军统主持纪念周以后，正在休息，重庆邮
电检查所长刘之盘把查扣到的一批报刊送给他看。他除拣出其中一两份外，指出一
份对刘说："这种东西粗看像是共产党的，其实是我们的同行搞出来的，不过搞得
还不错，连我们的同志都信以为真，一般人就更不容易分辨出来了。"接着他便对
邮检方面的工作做了一番指示，教他们如何注意研究问题，不要粗枝大叶，并说，
对付共产党是多方面的，我们有些单位是专门假借共产党的名义来进行反共宣传活
动的，如果把这类东西也扣下来，无形中就替共产党做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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