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便大搞起来，许多事他也不再假装正经，而是亲自动手。
一九四六年五月，军统督察室主任廖华平和我以军统财产清查委员会正副主任
身份到北平清查北平办事处长马汉三所接收的敌伪物资，马交出一大堆清册。廖向
其索取原始清单核对，马初说正在整理，隔一天又说遗失了。廖坚持非要不可，两
人争吵起来。马最后有恃无恐地说："我已送给郑先生，你向他去要。"廖和我当
晚便去见郑，问他收到马送给他的原始清单没有？事情发展到这样情况，郑不得不
吞吞吐吐地说："我见过这些东西，基本上没有出人，交多少你们就收多少吧。"
刚一出门，廖就大发牢骚说："还清查什么？回去算了。"这笔为数达几十万银元
的糊涂账就这样马虎了事。
一九四六年夏天，我刚回到湖南，接到郑由北京发来的急电，叫我立即赶回重
庆，因为军统从重庆运物资到南京的木船有一只在重庆附近唐家沦沉没。这只船上
装有郑岳母的棺材，漂流不知去向，他希望尽一切可能将它找回来。当天晚上，郑
的老婆又从南京打长途电话给我，在电话中大哭大吵，要我一定把她母亲棺木找到。
我一面急电重庆有关方面派人沿途寻找打捞，一面连夜赶回重庆。
我于三天后回到重庆，郑岳母的棺木已由稽查处水上稽查所寻获，运回了唐家
沦。我怕棺材里面进水，便叫人将捆得密密的粗麻绳解掉，将棺材盖撬开看一看。
撬开后，我看了一下，立刻又叫人照样钉好捆好，原来那个老太婆尸体的四周都塞
满了用油纸包着的鸦片烟土。我立即关照开棺的三个勤务兵不得乱说，并以违令坐
牢来威胁，又各发一百元来收买，还选派了总务处一个科员负责押运棺木去南京。
我回南京见到郑的老婆，告诉她因棺材打捞起来后怕进水而将植盖打开，看到
了里面的东西。她脸上为之一变，立刻大骂她的兄弟柯新吾，说这一定是他在胡闹。
接着，她假惺惺地叮嘱我千万不能让郑介民知道。当灵枢运到南京时，她和她兄弟
到下关江边跪迎这具装满烟土的棺材，毫无责怪她兄弟的任何表情，还送了衣料、
皮鞋等给押运的特务。
同年秋，军统决定把在重庆的两千辆十轮大卡车运一部分去南京，准备与江南
汽车公司合伙做运输生意，由我去上海接洽购办汽油五千大桶。有一天，上海陆根
记营造厂老板陆根泉来找我。陆根泉过去和戴笠很要好，胜利后帮同军统在上海接
收，并替大特务做生意，又正在南京为军统建造办公大楼，和我的关系也很好。陆
向我提出，请求在购运汽油去重庆时，他要加购一千大桶，随同运往重庆。我说购
油公文和向招商局接洽船只的公文都已写明了数量无法更改，拒绝了他的请求。
当时西南各地汽油奇缺，由上海运去很不容易。招商局怕运汽油出事，许多机
关请其拨船运油都被拒绝。军统不仅在该局有一个特务组织--警卫稽查组，并且
了解该局许多黑幕，所以交涉船只方便。在上海购买一大桶美国汽油，只按官价付
五十加仑的钱，实际上是装五十三加仑，按官价运输一共不到黄金一两。而运到重
庆、成都等地，一大桶汽油可卖黄金二两多，是对本对利的好生意，但没有特权却
赚不到这笔钱。
隔了两天，郑的老婆邀请我到她家去吃晚饭，陆根泉也在座。刚入座，郑介民
由北平打来长途电话，她先谈了几句，便叫我去听电话。郑在电话中说，陆根泉需
要由重庆运东西去上海，要我帮助陆购汽油一千大桶，随军统所购的一同运往重庆。
我当然答应照办。第二天，我向毛人凤说明情况，把公文上的购油数字改为六千五
百大桶。我利用这机会为自己加了五百大桶，并叫陆承认这是他要增加的。
汽油在重庆售完以后，陆和我在结账时说："我这次是完全代人尽义务的。"
郑介民一个长途电话和他老婆一顿便饭，便捞到一千多两黄金。
一九四七年，郑介民不顾别人议论，将军统在上海杨树浦接收的一座规模相当
大的锯木厂连同地皮以极廉的价格批准由陆根泉购买。这座厂占地有好几十亩，还
有自己的起卸木材的码头和仓库等。他们之间的交换条件，是陆代郑在南京北平路
修建一座三层楼的花园洋房。
以上只是举出几个我所知道的具体例子。至于郑介民做五十生日他老婆大收寿
礼，平日托人做生意，说情、受贿等，实在太多，不再详谈。他们夫妇每到上海一
次，上海的特务头子们都得有所"孝敬"。郑介民上海家里的东西连他老婆也记不
清。一九四七年春，几个不怕事的小偷趁他们不在上海时，竟把这个大特务头子家
里的东西偷去不少。郑的老婆闻讯赶回上海，向稽查处、警察局的特务们大吵大闹，
非叫破案不可，一时弄得满城风雨。可是当问到她究竟丢了些什么东西时，她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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