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我就亲自见到一次这种灭绝人性的作法。至于在抗战期间如重庆中美所等处，
解放后有人指出某处是特务们杀人后化尸的药水池，据我了解，可能是一种误传。
因为以后军统特务在自己所控制的地区内屠杀革命人士后，一般都是杀后掩埋掉或
不杀即行活埋，而不愿再费很多时间和金钱用镪水等来毁灭尸体。万一有必要，如
杀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车耀先等以后，便是用火焚化。因为在这些地区可以
为所欲为，根本不必多去费事。只有当时在上海租界内秘密逮捕到中共党员后，因
解送既不方便，杀了之后尸体又无法处理，这样才采用毁尸灭迹的办法，以避免租
界警务当局的注意，同时又可达到不会泄漏秘密的目的。
当时戴笠要对中共党员采取这种残酷手段，据以后我在他身边工作多年所了解，
主要是共产党不像其他进步人士，杀一可以做百，至少可以威吓一下其他的人。如
杀杨杏佛以后，并没有吓倒人权保障同盟的负责领导人宋庆龄先生。杀史量才以后，
上海新闻界中虽有不少人看出这是一次有计划的政治性暗杀案，但都不敢像杨杏佛
被杀后，宋庆龄先生那样义正辞严来公开指责反动当局，却使一些人噤若寒蝉。这
种杀法，对反动统治当局是有很多好处的，但对共产党却不起作用，不管杀多少，
不但不会使其他党员吓倒，反而更加强了他们革命的决心。同时，军统经常到处杀
人，也引起社会上的很大反感，所以采用秘密杀害的办法，使其他中共党员不了解
情况，思想上容易放松警惕。个别党员被捕叛变后，在谈话中还打听某某是否被捕
叛变等。这样更可提供军统特务们一种有利于欺骗诱惑的手段，所以对被捕后不肯
变节的党员要采用这种野蛮残酷的办法，是有其原因的。
秘密杀害
我亲自看到过的一次用"化骨水"毁灭一个共产党员的尸体事件是在一九三三
或三四年的秋冬间。我当时兼上海区交通，又是情报组长，可以经常和特务们接近，
没有人会对我怀疑。有天下午我因送一件重要文件给行动组长赵理君，先到他的住
处没有找到他，便到他的组部去。这个地方当时是不准其他特务去的，我也只有必
要找组长或副组长时才偶尔去一下。
当我从后门溜进去以后，看到赵理君和几个组员忙碌异常，赵一见到我就问有
没有空？当我回答他除找他外没有别的事，他便留我在那里。过了一会我便知道是
要把昨天秘密绑架到的一个共产党杀害后第一次试用一种药水将尸体毁灭掉。我很
好奇，也想了解一下这种被称为"化骨水"的妙用便留下了。
这个被绑架来的人的姓名我没有问过，只知是共产党员。他被绑架后，非常坚
强，毫不动摇，而且大叫大骂。特务们怕惊动邻居们，便将他击晕过去。这人醒后，
仍丝毫没有改变，又被击昏，并将手脚捆绑，口里塞上手巾。赵理君决定执行南京
的指示--如绑到的人毫无动摇转变即行秘密杀害，将尸体毁灭。这人便成为特务
们的试验品。
事后，据赵理君告诉我，这种药水不行，不但费事而且添了许多麻烦，因此他
不主张再用这种办法。从那以后，我再没有看到或听到特务们采用"化骨水"毁灭
尸体的事情。
不久，他们改用另一种方法，那便是抗战前上海租界内经常发生的"箱尸案"。
这一残酷方法不但用过多次，而且以后军统还收集资料编成教材，作为在特殊环境
下杀人后的"移尸嫁祸"方法。这种方法就是将被害人击昏后进行尸体支解，再装
在箱子里，这种箱子，有时用汽车装出抛到荒僻无人的地方，有时则提到马路上雇
上一辆人力车拉到火车站或什么旅馆。由人力车拉走这种箱子时，送的人先跟在后
面走上一段便溜走。等到拉到指定地点，拉车的见没有物主跟来，有的便悄悄拉回
家去，以为发了洋财，等到打开一看，原来是一具尸体，结果往往弄得吃官司脱不
了手。
特务们这些狠毒的做法，一直得到戴笠的夸奖，认为干净利落，处理得当。特
务们在屠杀革命人士时，有时也采用另一些方法。如将被害者击昏后或击毙后盛人
麻袋中投入黄浦江。也有时故布疑阵，将人杀后，本来是一次政治性暗杀，却故意
把被害者的生殖器割下纳人死者口中，使人认为是情杀或奸杀。特务们除了用种种
惨无人道的手段杀害共产党员外，还有更为卑劣连禽兽都不如的行为。他们对年轻
的女共产党员，往往先行轮奸再行屠杀。戴笠知道了不但不加制止，还认为这是对
行动员的一种"鼓励"。他们对个别胆小一点的行动员，便将被害者的心肝摘下来
炒熟叫他吃，说吃过人心可以壮胆。
抗战前，军统在上海用种种最野蛮最残暴的方法暗杀掉的共产党员，连赵理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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