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疑之处，便认为有问题，除公开由外勤去查对外，还得进行空中监听。不过，他
们工作的重点，主要是抄收中共办事处、《新华日报》等单位的来往电报，送到军
统电讯处技术研究室去研译。尽管他们日以继夜地在工作，而且表面上总是说防止
日伪在重庆设立电台，但六七年间却从没有破获或侦测出一个日伪电台来。因为当
时与南京、上海、武汉等地日伪联系的电台，是不在这些人监督之内的，而是由军
统局电讯总台担任这一工作，那又从什么地方来破获呢！这个科的外勤工作是专门
去检查无线电台和收音机。当时要装一部收音机听听广播，可不像今天这样方便。
除了一些达官贵人和有特权的可以自由收听外，一般人的收音机是不准有短波的。
市民的收音机都得先向这里登记，请得了许可证后，还得将收音机抱去送请检查，
有短波的要将短波部分剪断或给予封闭。如果经剪封后私自接上，不管是否听了延
安或上海。南京的广播，都得被扣上"偷听敌人宣传"的罪名抓进去坐牢。当时军
统虽没有电台专门干扰延安的广播，但还是有些人偷偷收听。这个科的特务便常常
突然闯人，拆开人家的收音机来检查，只要发现剪封部分有点可疑，立刻就将人带
走。有时他们存心敲诈，故意在送去剪封时留下一手，过些时便找上门来找麻烦。
有的出点钱还可了事，有的出了钱还得冤枉坐牢。
第四科是司法科，先后由徐钟奇、胡藻担任科长。这个科属于军统局司法处直
接领导，人事安排也是司法处与人事处商量派遣，有关案件的处理都得听命于司法
处，稽查处长也不能过问。特别是徐钟奇当科长时，因为他是戴笠的小同乡，根本
不听处长的话，遇事总是直接跑到军统局去请示，回来高兴才向处长说一声，否则
连关在稽查处的人送走了处长也不知道。因为稽查处的看守所是归这个科主管，科
长可提人关人，他只要有军统局司法处的指示便可以不问处长同不同意了。当稽查
处长的遇到这种情形，往往只有苦笑一下。
稽查处内还设有三个组，主要的是党政侦察组，先后由曹万道、易啸夫、萧志
坚、雷和春任组长，有组员三十余人。这个组设在太阳沟菜场附近，因为这些化装
混人民主党派和各阶层的特务进出稽查处不方便，所以在外面办公。它的任务是专
做党政情报、监视进步人士，以及担任军统需要复查的情报。这个组与军统党政情
报处也有直接联系，等于军统党政情报处的外勤单位。当时蒋介石命令要予以监视
的单位或个人有好几百，军统奉命后便分派给在重庆的单位执行。对于中共办事处、
八路军办事处、《新华日报》等，都要派专人去监视。对宋庆龄、史良、沈钧儒......
等则交稽查处监视。当时这个组全部只有三十多人，要经常监视几个单位和数以百
计的人，怎样也分不过身来，唯一的办法是依靠眼线和收买内线，以及运用各人的
亲友帮同进行。
他们监视曾家岩中共办事处，便是利用开设在附近的一家小茶馆的老板，这个
人当时是那个地区的甲长还是保长我已记不顶清楚了。在一般情况下，他们每天派
人去找这个人了解一下当天情况；遇到延安方面有新的人来，或者是什么纪念日，
以及国民参政会开会期间，就得逐日加派几个人去。他们有时则化装成为小贩之类
守在附近，对进出的人特别注意。当时特务们最苦恼的是弄不清进去的人究竟是会
什么人。当时规定，凡是周恩来副主席亲自送出的客人可以不盯，周恩来副主席等
的秘书送出的人可盯可不盯，而对自己推门进去，出来随手把门带关的人才盯。因
为这可以说明是内部的人。由于进出的人都是匆匆忙忙，只能从他们进出的时间写
写汇报，内容是很空洞的。
他们对化龙桥红岩村的监视就更加困难，因为那里来往的人多，究竟谁重要谁
不重要又弄不清，一些人大都不知道姓名。这个稽查处在这一地区是采用双层配备
的办法，除了党政组外，小龙坎稽查所特别在化龙桥设有一个稽查哨，专有几个人
住在附近担任这一工作。这个稽查哨的哨长段楚田曾在《新华日报》里面找到一个
工人，当时便认为是一个很好的内线，结果不久这个人被停止了工作，以后就再没
有找到里面的关系了。
他们对郭沫若、田汉、曹禹等的监视，便常利用通远门外一家小牛肉馆。我还
特地到这家牛肉馆去看过一次。史良当时住在枣子岚垭犹庄，这里面住了几个军统
大特务，由他们的男女佣人，借着和史家佣人们接近的机会去了解一些情况。
这个党政侦察组在情报工作方面是做不出什么来的，因为他们本身在社会上没
有什么地位，交结的朋友都是不三不四之流。他们在当时的一些民主党派中，也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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