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晚我从近一百人中清出四十多个关了一个月以上未处理的人犯，只将其中十
多名因政治嫌疑被捕的留下来继续进行侦讯，而对小偷扒手一类未处理的，连同那
个头目、小头目，于第二天一律解送警察局司法科去处理。当时这些政治犯，大多
是学生与工人。有的学生在学校中表现积极，说过几句不满国民政府的话，或爱看
《新华日报》，说过共产党的好话。有些工人在工厂中吵着物价飞涨工资太低，无
法维持一家生活，希望老板增加工资，有的发牢骚骂过反动政府。总之，都是被指
为嫌疑重大，但又证据不足。
我对这些人不敢擅自作主轻易处理他们，便去问渝特区。他们也想不出办法，
最后是报请军统局派了一个法官来提讯，将其中情节较重的四个学生两个工人带走，
其余的仍留下来侦察。我当时不以专门抓小偷扒手为满足，总想能抓到一些共产党
员。因此，我对直属队的工作抓得很紧，经常找他们谈话，当面指示他们如何去进
行活动。有次得到一个情报，说江北寸滩附近有个小铁工厂里发现有共产党的小组，
我连夜带人去搜捕，抓到三个嫌疑很重的工人，从他们家里抄出了几张油印的文件，
军统局对此曾予以嘉奖。以后历任大队长对这个队的工作都很重视，工作也逐渐展
开，成为军统在重庆的一个情报小单位。
侦缉大队历任大队长除我担任了四个多月外，以后由许忠五、李连福、谈荣章
等人担任过。侦缉队的工作，也由过去一向专管偷窃而慢慢变成了搞军统的特务活
动，并和稽查处抢着干监视中共在重庆的领导人，做党政情报，从事于对文化界方
面的种种活动。
这个侦缉大队的黑幕重重，这里我只简单地谈一下。他们随时滥肆捕人关人。
逮捕政治犯时，把政治犯诬指为小偷抓走；甚至故意带着小偷去指认，说成是同道
或曾经收藏过赃物。这样便可以将毫无证据的政治犯很方便地带走，而对那些惯贼，
却不去惊动他们。一般人家丢失了东西，无论你怎样向侦缉队请求也不会破案；即
令破案，也不可能物归原主。但是有权势的人家被偷，侦缉队便会很快将东西找回
来；万一是从下江去的没有在重庆人帮的人偷窃的，侦缉队也会责成其他的盗贼按
价赔偿出来。一个小偷只要失风落人过他们手中，便一辈子也翻不了身。
我曾亲自处理过这样一件案子。一个失学青年叫王X元，从上海逃到重庆后，因
投亲不遇，又找不到救济的地方，便铤而走险，在银行区一家商店偷取了一点货物，
当场被逮捕交到侦缉队。经一个队员调查，认为是初犯，从轻处理，释放出去。这
个青年后来找到了一个小学教员的职务，一天在轮船码头过渡时，正遇上那个抓过
他的队员。这个队员邀他到附近一家茶馆，问他最近的"买卖"怎样？这个青年不
懂得队员的用意，便说自己不是经商而是在一个小学当教员。这个队员认为他不识
抬举，便给他一个耳光，叫他清醒点，并把他衣服给脱下来。这个青年当然不服气，
两人吵了起来，队员要把他带走，他也不害怕，两人一直吵到大队部。我派人去他
学校调查明白，才由学校具保领去。这时我才清楚，原来一般窃贼，只要被捕过一
次，队员认识了他，以后遇到他便向他要钱要东西，如果不答应，随时可以再逮捕
他。因为每个队员的口袋里都装满了失窃的案件，只要随便指一件与他，便得吃一
场官司。有时他不承认，队员可以教唆另一个窃贼咬定他是同谋，最后也会是非不
分，有口难辩。
当时真有本领的大惯贼，队员是不舍得轻易去逮捕他们的，因为留下来可以多
分肥，案子越大越多，分得也越多。不是非破不可的案，总是乱抓一些替死鬼来充
数。一些初出茅庐被逼铤而走险的，往往最易落网。我在侦缉大队四个多月，看到
被捕的窃盗，十之八九是生手，而老手一进门队员就认识，并且马上能指出这是
"吃洋火钱"的（掏人腰包如摸火柴一样）、"拣露水钱"的（清晨挨门而人的小
偷）、"吃灯花的"（夜晚点灯后去偷的），分门别类，屡试不爽。
侦缉队对赃物的处理，更是黑幕很多。一般老百姓丢失金钱与物品，报案后，
侦缉大队部便按地区分到所辖地段的队去侦察破案，总是十有八九如石沉大海。一
二幸能破获的，现金是照例七折八扣，多半都追不回，还得照例"自动"（其实是
被迫）拿出十分之几作为奖金，才能把失物领去。如果不识相，一毛不拔，便会祸
不单行，队员们节外生枝，随时找上门去。有些豪门权贵的家奴，明明主人没有失
窃，而是他们故意把东西藏起来，拿着主人的名片到队部报案，限期破获。我最初
遇到这样的事，不知如何处置。有一天，国民党考试院院长戴传贤的副官拿着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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