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部队到齐后，长官们首先摘下青天白日的帽徽。这时我才明白了那枪声的真正原因，才了解到凌晨口令“解放”的真正含义。”
在改造起义部队的工作中，由于受“左”倾思想影响，不恰当地强调阶级成分，使部分起义军官情绪波动，提出请假离队的要求。还有些就是直接逃跑，其中最为严重的是十四军一个工兵连在少数反动分子的策划下，武装哗变，企图重投白军，但没有跑出革命根据地，就被追回。为首的被处决，连队编散。为此，毛泽东主席提出指示：“对起义的军官，愿留下来的，欢迎。组织他们学习，进学校，搞干部教育。对要求走的军官，欢送，发给路费，总之，来去自愿。”
在五军团的军团部内，由肖劲光、季振同等主持了中、高级军官的去、留大会。会上，大部分军官们都举了手，自愿留下干革命。也有少数军官要求走的，会后，即组织安排这部分军官，在分发了路费之后，欢送回家。
过了几天，原七十四旅少校副官李达忧心忡忡的找到总指挥季振同说：“总指挥，我想留下干革命，我不想走。您是最了解我的，请您帮我说一说。”
原来，李达尽管举了手，但当时受要兵不要官的“左”倾影响，李达还是被列入“资遣返乡”的名单。望着这位忠诚的属下，季振同耸耸肩，无奈地说：“还是听从组织安排好，我知道，你是好样的，你有文化，又年青……”季振同边说边从里屋拿出一小袋光洋递到李达手里。李达低着头，将钱搁在桌上。此刻，年轻的李达已是泪流满面：“总指挥，您知道我是个苦出身，在陕西老家生活不下去，才出来参加国民军的。如今，我总算找到了一条救国救民的正确道路，我怎么能半途而废呢？前年陕西大旱，我的三位兄嫂和侄子都饿死了，全家总共饿死了八九口人，我就是回去，也没有出路呀！总指挥，我不走，求您了！”
季振同听着听着心里就难受，立刻背过身去。这几天，陆续有许多下属找到他倾诉，都是同一个原因－－－－属“资遣”之列，但都是坚决愿意留下干革命的，他们中有原一团副苏进，一营长卢寿椿、二营长孙士荣、三营长严图阁、卫生队长姬鹏飞、政训处少校干事黄镇等。沉默许久，季振同终于开了口：“这样吧！我去找一下刘主任，你先回去等消息。”
当天，季振同急匆匆找到刘伯坚，一进门就说：“刘主任，我参加红军，第一是相信毛主席，第二就是相信你。”刘伯坚望着这位性情豪爽的猛将，觉得话中有话，就笑着问道：“总指挥，感谢你这么信得过我，有什么事说嘛，没有解决不了的。”季振同这才坐下，递上一张名单说道：“这些人都是我的老部下，都是愿意当红军，干革命的。我了解他们，我敢保证他们是真革命！”
刘伯坚看了看名单，笑了：“原来就为这事儿，总指挥，你放心吧！他们也都先后找过我，我已向组织反映过。他们都是百里挑一的好同志啊，就是你想放他们走，我还舍不得呢！”
刘伯坚是一位极有才华的同志，早年留学比利时、法国、苏联。北伐时期，曾担任过西北军的政治部主任。到下面部队去演讲既生动又形象，很有号召力，深受广大官兵的爱戴。在当时，全西北军中都流传着这么一句话：“听刘伯坚主任一次演讲，可以顶三月饷！”经刘伯坚这么一说，季振同再无二话，高高兴兴地回去了。
在刘伯坚、季振同等人的极力担保下，这部分军官终于得以留下来，年轻的李达如愿以偿，被分配在十五军任连长。不久，湘赣苏区的红八军政委王震来中央苏区开会，提出要几位懂军事的干部。经中革军委批准，决定从红五军团中选调。李达、严图阁、吴正卿等数名营连级军事干部被选中，他们进入湘赣苏区后，很快分配到各基层担任军事主官，为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功绩。凭着卓越的指挥才能，李达担任了红六军团参谋长，严图阁担任了红十八军军长，吴正卿担任了红十七师师长。以后，李达随红军主力长征，又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建国后任军委副总参谋长，被授予上将军衔。吴正卿在长征的战斗中英勇牺牲。
严图阁则奉命留下坚持敌后斗争，1935年秋任湘鄂赣军区司令员，领导着湘鄂赣边艰苦的游击战争，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为党保留了一支武装力量。1936年，他带伤率部转战于浏阳、平江一带，后因伤势恶化，缺医少药，于同年六月在湖南平江黄金洞病逝。一同被保留下来的干部还有原七十四旅卫生队长姖鹏飞,建国后曾任外交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政训处少校干事黄镇,建国后曾任外交部副部长,文化部部长。
由董振堂率领的十三军在改造过程中，一直走在全军团的最前列。这支部队是由七十三旅为主编成的，董振堂在其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他非常尊重党中央派到十三军工作的政工干部，不但注重向他们学习，并带头纠正旧军队中的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思想作风和领导方法，带头拥护党对这支部队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一系列改造，积极协助党组织做好起义官兵的思想工作，并经常深入到部队基层，与下级官兵同甘共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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