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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史_马植杰【完结】(101)

  由于范晔是刘宋时人,所以他论述汉事,能畅所欲言,而不必像班彪那样有所讳避。范晔指责朝廷决策者既不讲求和抚,而频繁征发羌人当兵服役。将帅对羌人也多欺凌讹诈,羌人饱受官吏豪强的役使和折磨,至于精疲力竭。当时讨伐羌人的将帅,不仅驱使汉人打羌人,而且也往往诱使羌人当兵打其他少数民族或羌人。将帅本身则“断盗牢稟,私自润入,皆以珍宝货赂左右(指皇帝亲信之人,如宦官、外戚等),上下放纵,不恤军事,士卒不得其死,白骨相望于野”。边郡长官则“多杀降羌……倚恃权贵,不遵法度”。有的县吏略羌人妇,以致引起羌人反抗。如同《后汉书》卷65《皇甫规传》言:“酋豪泣血,惊惧生变,是以安不能久,败则经年”。其实,羌人并非不知是非好歹,而一味“入寇”、“杀掠”。比如皇甫规和张奂都是以镇压羌人而出名的将帅,但“先零诸种羌,慕规威信,相劝降者十余万”。史言:“羌性贪而贵吏清,前有八都尉率好财货,为所患苦,及奂正身絜己,威化大行”。从羌人爱戴清官而仇恨贪吏这一品性而言,他们实不愧为一个纯朴而富有朝气的民族。史书上屡有某羌寇某地的记述,而不书其所以“为寇”之由。应该说作祟者主要为汉“吏人豪右”和朝廷权贵。当然,羌人酋豪在反汉斗争中也有过分杀掠无辜汉民的行动。特别是诸羌之间的相互火併,也给各种羌民造成巨大灾难。总而言之,酿成民族纠纷和仇恨的是汉羌上层统治层,而受殃害的是各族人民。

  作为羌人根据地的黄河上游、洮水及湟水地带,古时森林繁茂,禽兽众多,气候虽干寒少雨,但土质肥沃,农牧兼宜。从考古发掘所提供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分布状况来看,河湟的远古文化亦仅次于黄河中下游,而不下于其他地区。所以古羌人在内地占不住脚后,便转移到三河地区居住和繁衍子孙。

  羌人与匈奴、鲜卑不同的是,羌人多与汉人杂处,因之羌人务农的成分远远多于乌桓等族。而羌人与汉人互相学习、贸迁有无、和睦相处时期也比较多。《后汉书》卷87《西羌传》有如下的叙述:

  其俗氏族无定,或以父名母姓为种号,十二世后,相与婚姻,父没则妻后母,兄亡则纳厘嫂,故国无鳏寡,种类繁炽。不立君长,无相统一,强则分种为酋豪,弱则为人附落,更相抄暴,以力为雄。杀人偿死,无它禁令。其兵长在山谷,短于平地,不能持久,而果于触突,以战死为吉利,病终为不祥。堪耐寒苦,同之禽兽,虽妇人产子,亦不避风雪,性坚强勇猛,得西方金行之气焉。王教修则宾服,德教失则寇乱。

  由上可知,羌人的优点是能吃大苦、耐大劳,而且勇敢善战,敢于反抗强暴,缺点是种类分散,不能凝聚为强固的政治集体。

  所以进入汉末三国混战局面时,羌人便成为割据者挟之以攻战的工具。从董卓入洛至献帝东归的七年中,挟持汉帝及大臣的都是凉州军阀,他们军中都有羌胡。如郑泰当面给董卓说:

  天下之拳勇,今见在者,不过并、凉、匈奴屠各、湟中义从、八种西羌,皆百姓素所畏服,而明公以为爪牙。

  又如当汉朝征调董卓为少府,卓不肯离军而上书言:

  所将湟中义从及秦胡兵皆诣臣言:“牢直不毕,廪赐断绝,妻子饥冻”,牵輓臣车,使不得行。羌胡憋肠狗态,臣不能禁。辄将顺安慰。增异复上”。

  《三国志》卷6《董卓传》称:

  董卓,字仲颍,陇西临洮人也。少好侠,尝游羌中,尽与诸豪帅相结。后归耕于野,而豪帅有来从之者,卓与俱还,杀耕牛与相宴乐。诸豪帅感其意,归相敛,得杂畜千余头以赠卓。汉桓帝末,以六郡良家子为羽林郎……为军司马……

  董卓父曾为颍川纶氏县尉,而卓屡与羌中豪帅相交结,说明卓亦为陇西豪家。《三国志》卷6《董卓传》注引《英雄记》言:“卓数讨羌胡,前后百余战。”卓既以羌胡兵而立功,同时又靠镇压羌胡而升官。后来他因手握强兵而逐渐骄纵,不肯离兵回朝。卓死,其部属李傕、郭汜等仍然挟持着汉献帝及公卿大臣。凉州军人所以如此飞扬跋扈,其军中多羌胡人是原因之一。后来以今陕甘交界地带为主要据点的韩遂及马腾、马超父子军中亦多羌胡人。《董卓传》言:“韩遂等起凉州……卓西拒遂,于望垣峡北,为羌胡数万人所围”。表明韩遂等军中的羌胡人数当不下数万。《三国志》卷15《张既传》注引《魏略》言:建安十六年(211年),韩遂在华阴为曹操大军击败后,逃回湟中。同传注引《典略》言韩遂在湟中,因穷困,欲奔蜀,部属成公英劝曰:“且息肩于羌中……招呼故人,绥会羌胡,犹可以有为”。遂从其计。《典略》又言:遂“宿有恩于羌,羌卫护之。……(遂)乃合羌胡数万……会遂死,英降太祖。”总之,韩遂一生始终都受到羌人的支持。

  马腾,原籍扶风茂陵。其父桓帝时为天水兰干县尉,失官后,留陇西,与羌人错居。家贫,娶羌女为妻,生腾。腾少贫,常砍材木负至市中售卖。腾身长八尺余,而性贤厚。灵帝末,王国等及氐羌反汉,腾应募从军,积功至征西将军。与韩遂结为异姓兄弟,后以部曲相侵,又成仇敌。建安十三年(208年),腾被曹操征召入朝,部曲由长子超带领。建安十六年(211年),韩遂、马超在渭南与曹操马上会晤,当时“秦、胡观者,前后重沓”,说明遂、超军中羌胡甚多。操用离间计,使遂、超“更相猜疑,军以大败,超走保诸戎。”杨阜言:“超有信、布之勇,甚得羌胡心。”超率诸戎一度占有陇上郡县,杀凉州刺史韦康。建安十九年(214年),超受到韦康故吏杨阜、姜叙等的反击,失败后,取道羌人众多的武都逃入氐中,辗转入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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