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三国时，县之属吏大体如郡，也是分曹置掾史。《后汉书·百官志》言县“各署诸曹掾史”，本注曰：
诸曹略如郡员，五官为廷掾，监乡五部，春夏为劝农掾，秋冬为制度掾。
廷掾为县重要属吏，相当于郡五官掾。其职掌一般为进谏荐贤，祭祀鬼神。除此之外，还加了监乡五部的责任，春夏农忙季节下乡劝农；秋冬则从事教民等制度化的工作。《后汉书》卷48《爰延传》言：
爰延……清苦好学，能通经教授……县令陇西牛述好士知人，乃礼请延为廷掾、范丹为功曹、濮阳潜为主簿，常共言谈而已。后令史昭以为乡啬夫，仁化大行，人但闻啬夫，不知郡县。
由此亦可知，县的主要属吏和郡一样为功曹、主簿及廷掾。廷掾的职务比较清闲，故爰延只共县令言谈，后来新县令把爰延下调到乡为啬夫，乡啬夫犹后世的乡长，管一乡人，秩位虽小，但接近生产群众，充分发挥了爰延的才干。纯朴的劳动民众只知有乡啬夫来领导他们，而不知郡守县令是干什么的。这等事，充分体现了乡里基层组织对农民大众的重要性。
至于三国时代基层组织和基层官吏，资料缺乏，其制度大抵沿袭两汉，未见有重要变化，兹不赘述。
一、曹魏的经学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经学更成为士人求仕的途径之一。因之儒生众多，名师辈出，死于建安五年（200年）以后的巨儒有赵岐、卢植、郑玄、司马徽、宋忠、谢该、董扶、任安、杨厚、刘熙、士燮、王朗等。其中郑玄是两汉经学的集大成者。郑玄（127至200年），字康成，青州北海国高密县人，少为乡啬夫，北海相杜密见而异之。遣往太学就业，师事京兆第五元，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统历》、《九章算术》。又从东郡张恭祖受《周官》、《礼记》、《左氏春秋》、《韩诗》、《古文尚书》。后到关中，师事扶风马融。融素骄贵，门徒众多，以次相传授，鲜有入其室者。玄三年不得见，唯由高业弟子传授。玄日夜研读，不稍怠息。后融闻玄善算，乃召见，大奇之，玄因得质问疑义。问毕辞归。融谓门人曰：“郑生今去，吾道东矣”。
玄东归后，以“家贫，客耕东莱，学徒相随已数百千人”。会党锢事起，玄亦遭禁。玄本无意仕宦。至此，更埋首注经，博采众说，断以己意，不受今古文家法约束，卓然自成大家，人号“郑学”。范晔论曰：
自秦焚六经，圣文埃灭。汉兴，诸儒颇修艺文。及东京，学者亦各名家，而守文之徒，滞固所稟，异端纷纭，互相诡激。遂令经有数家，家有数说，章句多者或乃百余万言，学徒劳而少功，后生疑而莫正。郑玄括囊大典，网罗众家，删裁繁诬，刊改漏失。自是学者略知所归。
清人皮锡瑞在其所著《经学历史》五《经学中衰时代》说：
郑君博学多师，今古文道通为一……闳通博大，无所不包，众论翕然归之。不复舍此趋彼。于是郑《易注》行，而施、孟、梁丘、京之《易》不行矣；郑《书注》行，而欧阳、大小夏侯之《书》不行矣；郑《诗笺》行，而鲁、齐、韩之《诗》不行矣；郑《礼注》行，而大小戴之《礼》不行矣；郑《论语注》行，而齐、鲁之《论语》不行矣。
刘师培在其《经学教科书》第一册说：
郑君博稽六艺，粗览传记，所治各经，不名一师，参酌今古文，与博士之经不尽合，然尊崇纬书，不背功令。又以著述浩富，弟子众多。故汉魏之间，盛行郑氏一家之学。
在以经学为仕进阶梯的封建时代，各学派之间的异议与斗争亦不可免。拥戴郑氏者固然很多，与之争高低者亦不乏人。先是，吴人虞翻对郑玄所注五经提出了许多责难。继之，魏王粲、蒋济，蜀李譔，对郑注亦多异议。而反对郑学最力的是王肃。肃系魏初名臣王朗之子，后他又成为专擅魏政的司马昭的妻父。王肃遍注群经，极力攻击郑氏。治郑学的孙炎、王基、马昭等亦出而驳王申郑。王肃为了与实力深厚、门徒众多的郑学相颉颃，乃伪造《孔子家语》、《孔丛子》诸书，并据之撰《圣证论》，以攻讦玄。但伪品总会被人识破，结果，只欲盖弥彰，贻讥后世而已。
魏人鱼豢在其所著《魏略》中，以董遇、贾洪、邯郸淳、薛夏、隗禧、苏林、乐详七人为儒宗。董遇撰《周易章句》、《老子训注》，尤精《左氏传》，为之作朱墨别异，对治经开一新法。人有欲从学者，遇不肯教，只说：“必当先读百遍。读书百遍，而义自见”；又说：“读书当以三余，冬者，岁之余；夜者，日之余；阴雨者，时之余也。”这些教言，对于鼓励后学扎扎实实地打好基本功底，无疑是有重要意义的。
贾洪“特精于《春秋左传》”。薛夏“博学有才”，受到曹丕赏识，每呼之为薛君而不名。隗禧与人讲《诗》，“说齐、韩、鲁、毛四家义，不复执文，有如讽诵。又撰诸经解数十万言”。邯郸淳“博学有才章，又善《仓》、《雅》、虫、篆、许氏字指。”苏林，“博学，多通古今字指，凡诸书传文间危疑，林皆释之。”乐详，“黄初中，征拜博士……五业并授，其或难解，质而不解，详无愠色，以杖画地，牵譬引类，至忘寝食，以是独擅名于远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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