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魏之际，战乱频仍，士人地主的土地财产受到了重大损失，但他们有高度的文化修养和崇高的社会声望。各军阀为了壮大自己，对他们不能不拉拢重用。特别是曹魏九品中正制颁行以后，上层士人多了一层世代为官的保障，可以少受一些“白首穷经”的折磨了。在经济和生活享受上，上层士人过着优厚和逍遥自适的生活。为了掩盖他们骄奢淫逸的生活和空虚的心灵，便打起老庄的旗号，装作恬淡无竞和超世绝俗的模样，以显示其清高。这是玄风兴起的原因之三。
以上所谈是三国时士人所以兴起玄风的主要因素。但容许他们有谈玄说虚的客观条件，也是必要的。自曹操官渡之捷至曹叡身亡，四十年间，清谈玄风尚隐而未盛。到正始时，皇帝幼小，既不能行使政权，而辅政大臣曹爽和司马懿又互相争夺，都不愿开罪士人，因此，玄风得以煽起，而君主无为、大臣揽权的理论也得到了抬头。
玄是虚无深远的意思。颜之推在其所撰《颜氏家训·勉学第八》称《周易》、《老子》、《庄子》为《三玄》。玄学的表现形式是口谈玄理、注释玄书和行为放诞。倡导者多系达官贵人及其依附者。一般谓玄学始于魏正始年间（240至249年），实则，试观秦汉以来的史籍，避世嫉俗、清静自守的士人君子，固无时不有。拿东汉一代来说，从东汉初期的冯衍、傅毅、淳于恭，到汉魏之间的马融、仲长统、蔡邕、孔融、焦和、孔伷、习祯、郑泉诸人，都不同程度地具有老庄达生任性的言行。即就曹魏统治者来说，曹丕在为帝前，与诸文士交游，曾先后令其甄、郭二夫人出面拜客。曹丕即位后，“常羡汉文之为君，宽仁玄默”。曹植在曹操时，饮酒不节，对客傅粉、跳舞、击剑，读俳优小说数千言。《三国志集解》的作者卢弼认为曹丕、曹植所以放诞若此，系“孟德家风所致”。实则，曹操本人也是够放诞的。史称操“为人佻易无威重……，每与人谈论，戏弄言诵，尽无所隐”。操甚好色，克敌致胜，常掠占人妻，说明操本人也不甚检束，盖玄风之兴，实当时社会风气使然，非一、二统治者所能左右。
二、何晏与王弼的玄学
何晏与王弼是兴起玄学的中心人物。何晏，字平叔，南阳宛县人，为何进之孙。曹操“为司空时，纳晏母，并收养晏”。后操以女妻晏，故晏与曹氏关系颇为密切。晏美姿容，有才学口辩，操甚宠之，然因行动缺少检束，为曹丕所憎。故黄初时无所事任。曹叡亦未重用晏。正始元年（240年），晏与曹爽等为司马懿所杀。魏晋人对何晏的评议多有贬抑，何晏在政治上是失败者，诚有恶多归之之处，但不可能全是子虚乌有之谈。何晏同其他清谈家一样，多系名不符实、行不及言的人物。据《三国志》卷9《曹爽传》注引《魏氏春秋》：
初，夏侯玄、何晏等名盛于时，司马景王亦预焉。晏尝曰：“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夏侯太初是也；惟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司马子元是也；惟神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吾闻其语，未见其人”。盖欲以神况诸己也。
何晏认为夏侯玄看问题深刻，能精通哲理；司马师遇事见微知著，能建立事功。但都比不上自己能达到不行而至、不谋而成的神化地步，实际上，这不过空口说大话罢了。
何晏的著作有《论语集解》10卷、《道德论》2卷、《集》11卷。
王弼，字辅嗣，山阳高平（今山东微山县西北）人。祖凯，是著名文学家王粲的族兄。刘表以女妻凯，生业，即弼父。王粲家多藏书，粲亡后，其书悉归业。故弼少时得博览群书。弼生于黄初七年（226年），死于嘉平元年（249年），寿止二十四岁。晋初何劭给弼作传说：
弼幼而察慧，年十余，好老氏，通辩能言。父业为尚书郎。时裴徽为吏部郎，弼未弱冠，往造焉。徽一见而异之，问弼曰：“夫无者，诚万物之所资也。然圣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无已者何？”弼曰：“圣人体无，无又不可以训，故不说也。老子是有者也。故恒言无（《世说》“无”作“其”）所不足。”寻亦为傅嘏所知。于时何晏为尚书，甚奇弼，叹之曰：“仲尼称后生可畏，若斯人者，可与言天人之际乎？”
上面的引文可以说明：（1）“无”是万物产生的本原，这看法已为当时一般学者所承认。（2）王弼言孔圣人是能够体会“无”的。只因“无”不可用言语来表达，所以孔子不肯致说；老子是承认“有”的作用的，只因他对“无”的看法有所不足，所以总谈之不休。照王弼这样解释，儒家孔圣人倒成了道家的祖师，而老子对“无”的认识反而不如孔子。表面上是称道孔子，实际是借孔子以提高玄学的地位。王弼口头上说老子对“无”的体会有所不足，实际是说老子不如他，他要发展和完善老子的学说。（3）当时何晏已经贵为吏部尚书，在学术界声名藉甚，可是他一见到王弼就大为欣赏，认为他可以与自己共同探讨“天人之际”。这是因为他们在哲学观点上基本一致的缘故。
何晏和王弼继承了老子的客观唯心主义理论。把“无”作为哲学的最高范畴。《晋书》卷43《王衍传》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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