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对日，也就是1936年的最后一天，“西安事变”发生的20天以后，国民党最高军事法庭判处张学良有期徒刑10年。实际上，在判决的第二天，张学良就被释放。一切都像事先演练好的一样，张学良被一辆黑色轿车接到了宋子文家中，并天天晚上和宋子文、宋美龄一起打麻将消遣。
1937年元旦一过，蒋介石见自己的辞呈没有被“批准”，便向中常委请了病假，回他的浙江奉化老家养病去了。不久张学良也押往溪口。
蒋介石这一走，在南京的头头脑脑都慌了神。因为蒋介石一请病假，一回老家，就意味着高层要出现人事变动。而这次人事变动，又肯定和“西安事变”有关。那些沉不住气的，讲了真话或预谋趁机夺权的人便惶惶不安起来。
孔祥熙这时在干什么？他心里有底。蒋介石在西安时宋美龄就向他讲了孔祥熙在南京的所做所为。蒋介石对孔祥熙是满意的，也是放心的。但“西安事变”还是让孔祥熙吓出了一身冷汗。因为在那些日子里，他不只一次地想过，假如蒋介石真的回不来怎么办？假若蒋介石真的被张学良和共产党杀了怎么办？尽管他表面上不露声色，或是在关键问题上尊重大多数人的意见，但他非常清楚，他这个代理行政院长的位子实际上只是政治集团的一个筹码。因为他根本没有能力控制局面，从骨子里他是向着蒋介石的，不希望何应钦或汪精卫之流得势。但他又确实没法说服那些性情急躁的将军，比如他们要用飞机去轰炸西安等等。
南京的冬天也是很冷的。在蒋介石去浙江的那段日子，孔祥熙一直没敢休息，他怕蒋介石一个电话打来找不到他会误事。望着窗外灰蒙蒙的天空，干枯的树枝和偶尔飞过的一两只飞鸟，孔祥熙又一次感到了命运的无常和官场的冷酷。蒋介石下一个目标是谁呢？他想，会把何应钦怎样？那个一脸横向对他表面上恭敬骨子里鄙视的家伙。
有时下午太阳出来的时候，孔祥熙也到庭院里走走。他的秘书就会在客厅等候。而就在这时，蒋介石的亲信正在紧张地忙碌着，他们在搜集“西安事变”后拥蒋和反蒋力量的新的对比，并重新估计拥护蒋介石的实力，把像孔祥熙这样忠于蒋的人同那些准备在西安投炸弹炸死蒋的人区分开来。宋美龄就对宋蔼龄说，“西安事变”也是件好事，叫她看清了一些原来围着蒋介石阿诀之人的真面目。
1937年2月10日，就在蒋介石还在奉化“养病”的时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南京的国民党政府发出一封电报，电报向南京政府祝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和“即将和平统一”全国。这份电报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为了抗日救亡大业，应对自己的政策做四项重大修改。这四项修改主张即：停止内战；保证言论、出版、集会自由和释放政治犯；制订全国抵抗日本侵略计划；恢复实行孙中山遗嘱中的“三大原则”亦即当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中一度实行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电报还说，中国共产党为加速全国统一和抗日，准备停止一切推翻政府的尝试，并将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隶属于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苏维埃政府更名为“中华民国边区政府”，同时停止没收地主土地，集中人民力量投入抗战。
5天之后，蒋介石由奉化回到南京，并主持召开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会。在这次会议上，蒋介石第一次正面讲述了他在西安被张学良、杨虎城扣押的全过程。他还特别强调了自己如何临危不惧，如何拒绝书面保证履行“叛军”的要求，如何反过来说服了张、杨同意他的观点，最后才不经意地谈到“叛军”的8点要求。
蒋介石的亲信在南京的调查活动此时已被人传出，国民党高层人士中不少人人心惶惶。既然蒋介石已经活着回来，谁还愿意再拿鸡蛋往石头上碰，所以此次全会坚持拒绝了张、杨当初提出的8点要求，再次对张学良的叛变行为进行谴责；同时亦再次表示对蒋介石的拥护、信任与爱戴，再次拒绝了蒋介石提出第三次辞职的请求。
在西安当狗熊、回南京当英雄，蒋介石这出自相矛盾的戏就这么唱下去了，而且越唱越来劲儿。到了这次会议快结束的时候，人们才发现蒋介石还没健忘到那种程度，还没有把临回南京时的许诺当成放屁一笑置之。
在会议的最后一天，蒋介石又做了长篇发言，在发言中他破天荒地提到了要给人民以更大的言论自由，而且第一次没有提到“共匪”，并且说今后不再使用“赤匪”和“共匪”这些字眼。当时，蒋介石还要释放政治犯等等。
当时，蒋介石学向全会建议，要给共产党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即共产党必须答应4个条件，他就可以允许共产党合法存在。蒋的这4个条件是：取消红军改编为国军；解散苏维埃共和国；停止与三民主义相对立的宣传；放弃阶级斗争。
这实际上等于接受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电报的条件，不过给人的印象倒是反了过来，好像是中国共产党接受了国民党的条件。
显然，这标志着共产党和国民党通过“西安事变”达成的第二次国共合作已经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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