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徐堪、陈行等把消息告诉了正在打麻将的宋蔼龄后，宋蔼龄立即发布“命令”说，明天立即吃进。
宋蔼龄通常和牌友打麻将，手气总是不错的。但那段时间却牌运特别臭。所以那一天她气恼地对孔祥熙说：“今天糟透了，输3000多块。”
孔实熙听了却不动声色，依旧不紧不慢地说：“你没听人说吗，赌场失意，情场得意。”
宋蔼龄没恼却笑了：“我到真想得意一回，就怕把你鼻了气歪了。”
孔祥熙也笑了：“3000块就成这个样子了，我看你真成不了大气。”
“3000块？”宋蔼龄从鼻子里哼了一声：“看吧，我要赚回它300万。”
“我看没问题。”
“你都知道了？”宋蔼龄惊异地看着孔祥熙。
“过几天等着瞧吧，”孔祥熙心有成竹地说。
果然，在三泰公司把大批公债廉价吃进后，南京政府的财政部正式出面辟谣。一时间，报纸、广播都在重要版面和黄金时间宣传财政部的公告，说国民政府发行公债有足够的金银储备，决不会发生贬值一说，而且为了取信于民，财政部将决定为到期公债的利息上调1．5个百分点，请民众坚信对公债的信心云云。
官方出面辟摇后，宋蔼龄又操纵她手下的干将四处放风，结果公债市场出现反弹，价位直线上升。
宋蔼龄看时候到了，又指示三泰公司派人将手中的公债抛出。也就几天时间。三泰公司靠这一涨一落、一进一出稳稳地赚了3000多万。而这3000万，大多数都落人宋蔼龄的腰包。
然而正如民谚所说，“没有不透风的墙”。就在三泰公司将公债全部抛出后，公债价格又开始回落。开始低价抛出的不用说是吃了亏，后来高价买进的也吃了大亏。有的人因承受不了心理打击竟跳楼自杀。这时人们才发现，全是三泰公司从中捣鬼。于是当时上海编出了顺口溜讽刺说：三泰公司是三不公司，徐堪不堪。子良不良、陈行不行。但是，由于当时三泰公司的高层人士守口如瓶，人们并不知道宋蔼龄、孔祥熙是他们的后台。
公债风波过后，宋蔼龄还和从前一样，每天晚上不是找牌友打麻将就是泡歌舞厅。
孔祥熙呢，还是每天上午10点坐他的专车去财政部上班，就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
倒是徐堪、陈行他们事后悟出了什么。
妈的，老板娘真够黑的，赚了3000万才给咱们这么一点。事后陈行发牢骚说。
但他们明白，如果他们不照宋蔼龄说的去做，恐怕这一点点也都得不到。
人家吃肉，咱们只能啃骨头，徐堪最后总结到。
孔祥熙利用手中权利巧取豪夺，但本人一般并不出面。而是利用他直接开办的或由亲信开办的公司，他在幕后策划。抗战前，他曾办过几家公司，如裕华银行、祥记公司等。抗战爆发后，孔祥熙所直接控制的公司，包括宋蔼龄、孔家少爷小姐和亲信死党办的公司多达几十家，其中有些公司在当时赫赫有名，经营内容也是五花八门、无所不包。如庆记纱号专做棉纱生意，强运搞运输与贸易，大元搞五金交电，恒义和升和专营洋货，广茂则经营参茸药材等等。
这些公司和商行做生意当然能赚钱，但毕竟要付出许多，而且有时还要担一定风险。有时搞点投机、走私，一旦被识破还会给自己找来麻烦。由于抗战后孔祥熙集金融、财经大权为一身，当时他就想出了一个更恶劣的点子，拿国家政府的信誉当赌注，利用美国钞票公司和英国德纳罗钞票公司，在无准备金的情况下超限额地印刷钞票，一方面供给蒋介石的政府使用，一方面从中大赚其钱大发其财。
孔祥熙派自己的亲信凌实担任中央信托局印刷处的经理，专门负责印刷钞票和运送钞票一事。这些钞票对别人当然按严格法律程序交接有序，但对孔祥熙则像是自己家里的锅碗瓢勺，孔祥熙利用多印钞票不知贪污了多少，而把多印钞票造成的恶性通货膨胀的恶果转嫁到人民头上。
另外，当年在国民党政府中，特别是高层领导和核心人物中，公用和私用的界线很难分清。如蒋介石，他不爱财、不管钱、不用钱，那是因为他有权、有钱；当时整个中国都是他的，他要用多少钱都是一句话的事。正因为如此，孔祥熙才上行下效，肆无忌惮地从中央银行拨钱供个人消费使用。如1936年，他以财政部长身份，令财政部拨给“行政院孔院长秘密费国币20万元”。次年，又一次以财政部长的名义给自己拨出20万元，还美其名日公务需要。而当时，孔祥熙的月薪按规定只有400元。
孔祥熙还把国民党中央银行看成是他家里的帐房。中央银行的财产成了他家里的储蓄。孔家几乎所有的开支，都可以到中央银行报销。大到孔祥熙、宋蔼龄、孔令仪、孔令侃等人的专车，小到从英国进口的香皂等等。最令人惊奇的是，一向称赞自己善于当家理财的孔祥熙，在中央银行居然不建立最起码的预决算制度。
在国民党政府里，有些和孔祥熙不对付的，曾写信给蒋介石揭发孔祥熙在中央银行的所有做为。但蒋介石在开始时并不以为然，他自己就最讨厌什么预算决算。在他看来，经济要服从于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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