萱野赶紧接过话题说，他本人极不愿意看到中日之间兵戎相见。中日两国是近邦近邻，古来素为友好，他又是孙中山先生的崇拜者。所以要求见孔祥熙别无他意，一是叙旧；二是想为日中两国化干戈为玉帛贡献微薄之力。随后营野给孔祥熙写了一封信托贾存德带回，三人随即动身。
贾存德当时没法和孔祥熙联系，使乘船赴香港，因为他知道孔令侃经常在香港，那里有孔令侃开的公司。贾存德在香港找到了孔令侃，碰巧孔祥熙的秘书王良甫、孔祥熙的夫人宋蔼龄也在。于是，贾存德和宋蔼龄、王良甫一同乘专机飞抵武汉。
孔祥熙这时忙得一塌糊涂，但听说贾存德回来了还是立刻接见了他。因为孔祥熙已答应了蒋介石，尽快找到一条能和日本官方接触的渠道，孔对贾寄予了很大的希望。
孔样熙和贾存德在一间密室进行单独会谈，连宋蔼龄也被甩在一旁。孔祥熙详细看了萱野的信后又问贾存德和其相识的经过；确信没太大的问题后才说，我在东京时见过萱野，他曾做过孙中山先生的副官长，我们是老朋友了。
孔祥熙还对贾存德特别交待说，目前中日两国处于战争状态，因此你和萱野的接触应特别小心，特别应注意保密。如果一旦暴露，要坚决否认和我有任何关系，就说是你的私人朋友，国民政府也会通缉你。但你不要害怕，我会暗中保护你的。
随后，孔祥熙叫秘书按他的意见起草了一封短信，叫贾存德带给萱野。孔祥熙叫贾存德看了这封信。信的大意是：得知萱野兄在华，为两国关系和利益而从中努力，万分感谢。但中日关系走到目前这一步责任全在日方。如日方真有诚意和解，就应拿出切实可行的条件来，中方永远为此敞开大门等等。
应该说，孔祥熙为此走的是一步险棋，万一此信落入他人之手，后果不堪设想。即使全盘否认或杀人灭口，但白纸黑字，私通敌寇的恶名也难以洗清。但了为主子蒋介石，孔祥熙也只有孤注一掷了。
再说贾存德拿到孔祥熙的信后不敢怠慢，第二天便乘船赶往上海。正好，由于事前办好了一切有关证件，一路上经过了几个关口，但并未遇到麻烦。
到了上海萱野的虹口景林庐寓所，贾存德便将信当面交给了萱野，萱野读罢也甚欣慰；一是相隔近20年后，终于又和孔祥熙联系上了；二是能为日中两国政府传递信件，也算为两国尽了一点力量。他对贾存德说：“我马上返回东京，将孔先生的竟见向政府有关部门转达，在这期间若有什么事，我的朋友松本藏会转达给你的。”
萱野回东京半个月后，松本藏果然给贾存德送来一份电报，电报是萱野给孔祥熙的，内容是日本并未放弃和中国和谈，但对和谈提出了两个先决条件：一是蒋介石必须下野；二是共同防共。
贾存德不敢耽误，马上将电报内容发给孔祥熙。孔祥熙一看电报，要蒋介石下野，这根本不可能接受。而要蒋介石下台，要汪精卫上台，这正是日本的真实目的。
孔祥熙随即发电报给贾存德，叫他告诉萱野，日方提出让落下野是无理的，也是中方不可能接受的。如果日方不撤回这一条，谈判根本无法进行。
萱野在东京接到孔祥熙的来电后给孔祥熙复电时说，关于要求蒋介石下野这一条并不是日方一定要坚持的，而是国民政府。国民党内部一些委员向日方提出的，并举例说高崇武就曾代表汪精卫、张群等27名中央委员口头向日本当局提出希望蒋介石下野。
7月中旬，萱野肩负使命，再次来到上海与贾存德会面，商谈中日和谈之事。二人虽感到中日和谈前途渺茫，但仍抱有一丝希望。萱野说日方已同意将“共同防共”做为条件的第一条，以中日经济合作为第二条，取消了要求蒋介石下野的条款。
8月初，贾存德遵照孔祥熙的指示，带着萱野的亲笔信和日方关于中日谈判的先决条件的文件，从上海乘船到香港，再由香港乘飞机到武汉。因日军已准备在湖北与中国军队决战。贾存德到武汉时形势十分紧张，贾乘坐的航班在一民用机场降落，而民用机场出入的旅客都要进行严格的检查，以防日伪特工携带违禁品
贾存德身带萱野和日方的秘件，当然不能被搜查出来，不然后果不堪设想。于是贾存德在检查关口和警察发生了冲突。一个非要检查，一个不让检查，一直吵到稽查处办公室。
办公室主任见贾存德提一棕色牛皮箱，一身绸衣绸裤，知道有些来头，但也不肯轻易俯首，便对贾存德说：“汉口现在是临时国府，机场又是军事禁区，蒋委员长有令除了端纳先生，任何人出入这个关口都要检查。莫非你有蒋委员长的手令？”
贾存德也是经过些世面的人，当下他不动声色地说：“蒋委员长的手令鄙人没有，但确有重要公务在身，先生可打电话给孔院长。”
这位主任看贾存德提出了孔祥熙，自知得罪不起。心想若真是孔祥熙的人也可以从中买个好，便将电话打到孔祥熙的办公室。
当贾存德一身臭汗、急匆匆地赶到孔府时，已是傍晚时分。孔祥熙饭也顾不得吃急急地问：“在稽查处没事吧？”
“没有。他们没敢把我怎么样。”说罢贾存德掏出萱野的信和日方的文件递了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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