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会议的气氛民主而热烈，尽管政治主张有所不同，但抗战的大目标一致，大家都能本着开诚布公的态度，求同存异。
为了在宋庆龄面前做出一个姿态，宋蔼龄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她说：“能认识大家我很高兴。我虽然住在国外（香港），心却一直留在国内。我希望全国的姐妹们能真诚团结，努力工作。我表个态，为了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一个新的强盛的中国，我将献出我所有的忠诚。”
宋蔼龄还说：“不论我们现在是什么党，国民党、共产党还是无党派代表，只要我们以平等的身份参加讨论，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我们就一定能把全国的妇女同胞团结起来，建设一个新中国。”
宋蔼龄的发言赢得了热烈的掌声。
宋蔼龄虽然有她自私、虚伪、贪婪的一面，但平心而论在抗战问题上，她还是热心的。早在“-·二八”淞沪抗战时，她就捐赠数十万元，建立了一所能医治近千名伤员的医院，被抗战官兵称为“救死扶伤的卫士”。在前线伤兵的提议下，宋蔼龄又担任了“伤兵之友”理事。随着战斗的深入，战争的扩大，伤兵也源源不断地送到后方救治，一时医院床位告急，资金缺乏救护药品不足。为了解决这些矛盾，宋蔼龄和几家大医院院长商议后，决定成立“伤兵之友总社”，统一指挥协调有关伤兵救治、转运的一切问题。孔祥熙担任了总社理事长，宋蔼龄任了理事。
上海沦陷后，宋蔼龄迁居香港，把在香港的爱国人士团结起来，又成立了香港“伤兵之友协会”，自己任会长。为了使伤兵的治疗、住宿及出院后能有基本的生活保障，宋蔼龄以“伤兵之友总社”的名义发起了征集伤兵之友活动，这项活动得到了广泛的支持。仅几个月的时间，全国就有70万人参加了募捐，捐款100多万元。
不过，与其说是宋蔼龄的“诚意”感动了宋庆龄，还不如说是宋庆龄深明大义。困难当头，应捐弃前嫌共同抗日，以解救民族之危亡。正是在这样一个指导思想下，宋庆龄接纳了宋蔼龄。
于是不久后，香港成为姐妹二人活跃的舞台。宋庆龄积极为推进“工合”事业奔波劳碌；宋蔼龄也为“伤兵之友”日夜操心。恰在这时，宋美龄也来了。就这样，宋氏三姐妹在抗战的高潮中，又在香港团聚了。
说起来宋美龄此次赴港，还颇有些偶然因素。宋美龄原本没计划此时赴港，虽然宋蔼龄给她打过电话，希望她能及时赴港，使姐妹团聚。但当时抗战正酣，宋美龄被美国极有权威的《时代》周刊杂志评为世界第一夫人。宋美龄决心帮助蒋介石做点实事，为抗战做出贡献，为自己再添光彩，便驱车到前线。不料正遇日军飞机轰炸，宋美龄的汽车翻出了公路。好在没受致命伤，但也断了两根肋骨，随行人员劝宋美龄治疗休息，但宋美龄却执意不肯。她说，我要去前线的消息已通告将士，如不前往必将失信于官兵。于是她忍着剧痛来到前线，当晚便对官兵发表演讲，还连夜到医视察看望伤病员，第二天才回来治疗。因为延误了治疗，肋骨落下了病根，一到劳累过度或阴天下雨就隐隐作痛。
当时宋美龄还主动请缨，担任了国民党航空委员会秘书长。1938年她到美国访问，商讨组建立空军事宜，得到了美国政府的大力支持。回国后她积极参予了中国空军的筹建工作，甚至熟悉每一架飞机、每一个飞行员。但由于敌强我弱，日军不仅在飞机数量上占有绝对优势，而且在性能和飞行员的素质上也占有优势，因此在“八·一三”上海抗战和南京保卫战时，中国空军遭到严重损失。上海抗战前，中国空军能升空的飞机约有250架，而到南京保卫战快结束时，仅剩下6架。到1940年，由于日军飞机对中国空军的狂轰滥炸，中国空军的发展到了最低谷。宋美龄心急如焚。一方面请求蒋介石免去她航空委员会秘书长一职，一方面直接找当时负责中国空军建设的美军官陈纳德，要求美国立即提供500架飞机并帮助中国建立新机场和培训飞行员。
由于重庆屡遭轰炸，空军建设又一时没有实质性进展，宋美龄急火攻心以至旧病复发，每夜肋骨伤部剧痛，难以入睡。经蒋介石、孔祥熙劝说和宋蔼龄做工作，才动身来到香港。
宋美龄到香港后，住在了宋蔼龄的住所。这是坐落在香港沙逊街的一栋别墅。宋庆龄也因此搬了过来。从那天起，这栋房子里就常常传出三姐妹朗朗的笑声，真可谓“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在此后的一个多月里，三姐妹仿佛回到了20多年前在美国留学时的情景。没有分歧，没有隔阂，没有戒备，没有争吵，用亲呢的上海话聊天。她们一同回忆往事，谈论起童年天真无邪的时光和赴美留学时的感受。那时她们豆蔻年华，天真活泼又胸怀大志和一腔热血，都发誓要做妇女解放的先驱……
同年3月8日，宋蔼龄、宋庆龄、宋美龄一同出席了香港有关人士组织的纪念“三·八”妇女节茶话会。当宋氏三姐妹一同亲密无间地出现在茶话会会场时，新闻记者们立即发现这是一条爆炸性新闻，特别是宋庆龄的出现，绝对含着丰富政治意义。因为近10年来，由于政治立场不同，宋氏三姐妹从没有走到一起，更不要说在公开场合下露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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