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祥熙辞职的消息在重庆慢慢传开。与此同时，国民党政府最要好的伙伴，美国人对孔祥熙的指责也不胫而走，似乎和孔的辞职遥相呼应。
当时，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私人代表居里正在重庆。在一次招待会上，他当着众人说：“中国要人的子女有170多人在战争期间逃避兵役，在美国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其中有孔祥熙和他的红人徐堪的子女。”
美国中央情报局在美国公布过一份材料，1942年孔祥熙动用2亿美元的美国贷款，在上海向商人购买货物，结果你猜他购买了谁的货？他买的是他老婆宋蔼龄的货。
蒋介石发现，孔祥熙辞职仍不能平息各方面的愤怒，特别是来自美国的指责。于是他下决心丢卒保车，把孔祥熙推出来，并且就从孔私分美金公债开刀。一来表明他能大义灭亲，在政治上强化自己的统治；二来可以讨好美国，把美国人民对国民党政府的指责推到孔一个人身上。
实际上，蒋介石这样做也是迫不得已。他倒孔实际上是在揭自己的伤疤砍自己的膀臂，是自己要流血。孔祥熙是他的红人和死党，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同僚和“宰相”。但公债事件闹得沸沸扬扬，全重庆似乎都在议论，纸包不住火。这张包火的纸已变成一个火团，他蒋介石还能说那是一张纸吗？
1945年7月，国民党政府的国民参政会在重庆召开。这时抗战胜利大局已定，但重庆及大后方的经济情况却越来越糟。此时传来的少数金融界要入侵吞美元公债的消息，就像在布满干柴的大地上放了一把火，一时间群情激愤，参政会就成了这场大火的中心。
参政员黄炎培、陈庸稚等代表民意首先发言，向会议提出质问案。质问案将美元公债一案由幕后拎到了幕前。由于孔祥熙赴美出访未归，众多议员无所顾忌，畅所欲言，对政府的腐败贪污猛烈抨击，并一致认为要一查到底，并追究当事人的法律责任而不管他是谁。
侵吞美金质问案在参政会上引起轩然大波。参政会主席团负责人王世杰因是孔祥熙的朋友，就私下找到黄炎培和陈庸稚说，这个案子事关重大，弄不好会授人以柄，成为别有用心的人攻击政府的借口，就会影响政府的威信和抗战的前途，亲痛仇快。如其想查清此事，不如采取其他办法。再说此案查若不实，对提案人的信誉也会造成极大的损害，望二兄考虑再三。
蒋介石侍从室的陈布雷这时也找到陈庸稚说，“你们的提案很好，材料准备的也很翔实，但这里有个投鼠忌器的问题。如果此案真像你们说的那样，向全社会曝光，那么全世界都会认为我们是一个贪污腐败、徇私舞弊的国家，对抗战的最后胜利，对团结人民不利。不如将这个提案改为书面报告油主席团交给蒋介石查办，我也将尽力协助，使此问题能在一定范围内解决，这样比较稳妥。”
黄炎培、陈庸稚见如此状况，便同意把提案改为书面报告检举。
即便这样，孔祥熙的地位已处于风雨飘摆之中了。
蒋介石听了参政会主席团的汇报后，即找有关负责人谈话，同时亲自打电话给财政部代理部长俞鸿钧，要迅速查清此案。
俞鸿钧自然不敢怠慢。他找到其密友、公债司司长陈炳章，决定立即派调查小组到中央银行查账。孔祥熙不在，俞鸿钧、陈炳章又有蒋介石的支持，工作很快打开了局面。发现美元公债自登报停业出售后，所剩约5000万美元公债也几乎全部售完。买方姓名地址也大部是假的。甚至连南京、上海的沦陷区也“出现了大宗买主”。孔祥熙原来办的山西铭贤中学也是买主，大多数买主的地址姓名无法查实。所传中央银行和各级官员的每股，确有其事，但到手的都是副局长，副处以上的干部，还有一笔是专门分给国库局职员的。国库局的业务局长郭景琨和国库局长吕咸二人是孔祥熙的死党，他们对调查组的调查极不配合，说一切都有孔祥熙批示，他们执行的。但在查账过程中却查不到孔祥熙的一个批字。
陈炳章把这些情况一一向俞鸿钧报告，俞鸿钧则向陈布雷汇报，并转呈蒋介石。
蒋介石听完汇报后，叹了口气说：“没想到事情搞得这样糟，我看庸之只好辞职了，侵吞的美金公债分期偿还吧。”
陈布雷虽跟随蒋数年，但对蒋的这一态度仍有些捉摸不透。蒋想牺牲孔，但牺牲到什么程度，这件事是否就此罢手，要知道几百名参政员都在看着蒋的态度呢。
“对孔院长是否提立公案，还请委员长明断。”陈布雷又小心翼翼地补充说。
蒋介石慢慢从沙发上站起，转身凝视窗外说：“你知道吗，此事一列人提案公开，会对政府造成极坏的影响，美、英、苏等友邦会认为我们是一个循私舞弊的国家，对继续抗战不利呀！”
尽管蒋介石想小范围地处理孔祥熙，但没有不透风的墙，参政会上对孔的批评浪潮刚一平息，社会上对孔祥熙的批评浪潮又起。一时间，孔祥熙侵吞公债、询私舞弊成为重庆各报纸的热点新闻，整个工商界和国民党军政上层都被孔祥熙一事闹得沸沸扬扬。孔祥熙之举谁人不知，孔祥熙都能被披露，谁能保之。有的社团竟公开提出了要“除奸相”、“杀晃错以谢国人”的激进口号。孔祥熙的名声从参政会议一直臭到了重庆的大街小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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