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孔祥熙责成村长把本村的烟民分批送进村公所关起来，由村长负责管理，强迫这些人戒烟。第一批集体戒烟的烟民共11人，孔祥熙每月付给村长50元钱的管理费（当时一个人一月消费3元钱已是较高的生活水平了）。
就这样，仅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孔祥熙所负责的村庄就烟民绝迹了，因此被阎锡山评为全省的“模范村”。
不久，孔祥熙又发动太谷全县的官绅、机关和学校组成“太谷拒毒会”，公推太谷县长安恭己为会长，很快在全县境根绝了吸毒者。
这时期的孔祥熙，可算是一个古道热肠的人。连村民吵架这类的小事，只要是让孔祥熙碰上，他都要出面调停。因为他有知识、有见解，每每这种调解都能让大家心服口服。乡民们还送了孔祥熙一个官称儿“孔大人”。在旧中国，“大人”是百姓对父母官的称呼。孔祥熙一分文人，即使有“校长”头衔也不是官方任命的，大家叫他“孔大人”，足以说明孔祥熙在人们心目中的重要位置。
阎锡山为了感激孔祥熙及铭贤师生积极推行“村政改革”，后来特赋诗两首给孔祥熙：
其一《对学生吟》：
“其一、我问学生，求学何因？学生答我，本在修身。学了有饭吃，学了做好人。
其二、我问学生，设学何因？学生答我，立志爱群，教人有饭吃，教人做好人。
其三、我问学生，我来何因？学生答我，整理乡村。盼人有饭吃，盼人做好人。
其四、我问学生，你来何因？学生答我，为表欢迎。开了同乐会，都是新村人。
其五、我爱学生，爱你何因？学生的话，句句是真，说了就要做，不可等别人。
其六、我勉学生，勉你何因？学生前程，远大无穷。改造新社会，全凭少年人。”
其二《太谷歌》：
“山西富足，首推太谷，今人其境，我心不乐。村中房舍多拆毁，巷中儿童多零落，衰老锄禾苗，少壮不见出。有妻被夫卖，掩袖途中哭。人贩催行急，妇哭声愈促。
我见此情状，我心如绳束，我问受何病？齐答全丹毒。（即吗啡）
一听这句话，我心呆半日，令车手，赶快行到地头，好像我绅商学生说：“大学齐来，发个公道愿，结个爱群团，帮着村闾邻长认真做，整理村范，就能还我原来的太谷。”
这叫诗吗？世人心中雪亮。可孔祥熙接到阎锡山这两首不伦不类的诗后，受宠若惊，推行村政更加卖力。他再次动员铭贤师生大力宣传“村政改革”，还把全校师生分成二十个组，规定每一位教师督率六七名高年级学生，逢星期天和节假日便全体出发，开赴所指定的各自负责的村庄进行宣传，并且督促各地方务必在定期内实行“村政改革”。各组师生的行动，除了必须接受孔祥熙的监督与考核外，还要经山西督军府特别设置的“六政考核处”加以考核。还宣布，消极怠工者严加惩罚，成绩优良者资以重奖。所以说阎锡山推行“新政”的政绩，是和孔祥熙当时的积极贡献分不开的。
山西地处黄土高原，山多而平地少，素有十年九旱之恶誉。1919年山西全省遭受严重自然灾害，全省七十余县夏秋两季干旱少雨，当时灾情十分严重，有不少的县竟颗粒不收。山西历史上曾有过的哀鸿遍野的惨剧，在这一年又发生了。当时北洋政府内外交困，人不敷出，各机关、学校和团体常常一连数月欠薪欠饷，对山西的实情更是无能为力。阎锡山对此也是异常焦急。
不久灾情愈发严重，灾民日益增多，一些地方民众的反抗情绪到了一触即发的形势。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也为了缓和事态的发展，阎锡山特命孔祥熙速想办法弄些钱来以救济灾民。
对于救灾救民，当时的孔祥熙尚认为自己义不容辞。他信心十足地一个一个地挨个拜访官僚、政客、商人和实业家，劝他们解囊相助。可这些人却都是铁公鸡一般--一毛也不肯拔。
最后，孔祥熙只好凭着自己在官场上的一些关系，代山西灾民向华洋义赈会请求贷予100万元救济灾民。主持华洋义赈会的一位外国传教士，虽说和孔祥熙私交不错，但因会中贷款的硬性规定是任何贷款必须提出抵押担保。因此这位传教士向孔祥熙提出：
“凭你个人的信用，我可以大胆主张借这笔巨款给你。可是问题在于这笔钱是要借去发放救济灾民的，你将来如何归还？”
的确，这么大的款项将来如何归还，又拿什么做为担保呢？经过认真思考，孔祥熙想出了一个两全之策：
“我们不妨采取以工代赈的办法，请灾民修筑公路，将来再以公路的收益分期偿还贷款。”
这倒是一个切实可行的办法，当时那位传教士考虑了一会儿，便点头答应了。
于是孔祥熙再赴督军府，向阎锡山汇报。孔祥熙的这一举措算是解了阎锡山的燃眉之急，这位山西“土皇帝”得此意外之助，顿时喜出望外。他立即表示赞同“以工代赈”的方法，并表示督军府将全力协助实施。阎锡山希望孔祥熙将此事负责到底，从筑路到贷款归还清楚为止。当即孔祥熙表示同意，但提出这项工作应由督军府派专员执行和督办。于是两人最后商定的结果，由督军府派赵友琴为公路督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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