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此一段时间里北洋军阀政府正准备与当时的苏联新生政权--苏维埃政府恢复邦交。苏联方面委派加拉罕为代表，中国北洋政府方面则委派王正廷为代表。当时为洽商中苏两国间有关一切事宜，特设立了“中俄会议”督办会署，并且正式委派王正廷出任督办。当时所谓的“中俄会议”，是指中苏双方为协商解决帝俄时代强加中国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而召开的专门会议，其督办公署则为该会议的常设机构，专门处理日常事务。因为此事涉及两国之间大量历史遗留问题，包括好多主权归属问题，干系重大且非常棘手，王正廷考虑再三，决定还得请老同学孔祥熙出山以助一臂之力。
当时在督办公署一共设置了两名要员，一日“会办”，另一曰“坐办”。当时“会办”一职由张作霖推荐的郑谦出任；而“坐办”一职测由王正廷保荐孔祥熙来担任了。
只是当孔祥熙到任后才发现，这个“坐办”的官职，实际上却并没有什么事情可办。由于当时的国际形势错综复杂，且中国的北洋政府又腐败无能，致使所谓的“中俄会议”后来也并未谈出什么结果。如此一来，难免有人形容孔祥熙当时的“坐办”一职，不过是“案犊劳形看报纸，职权行使唤茶房”罢了。因为无事可坐，闲极无聊时，孔祥熙便跑到附近的东安市场下馆子喝小酒，用以打发时光。当时，每至饭后他都喜欢去市场里的命馆相室跟人家聊天穷侃。命馆里的“星相家”们一见那孔祥熙生得是方面大耳，背厚腰圆，且又衣冠楚楚，以政府要员自居咱然便免不了一番奉承和恭维，什么日后“官至特任”啦、“资累巨万”啦等等。在旁随行的其他公署官员闻听即随声附合，所以每每搞得那孔祥熙飘飘然不知所以。笑过之后，他亦出手大方，给那帮“星相学家”多赏了不少银钱。
4．“总理遗嘱”见证人
辛亥革命前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无论在山西、在日本以及后来在山东和北京出任北洋政府官员期间，孔祥熙在政治上均始终紧跟孙中山先生并与之保持密切联系。根据孙中山先生的指示，他不断加强了同张作霖、张学良父子的联络并谋求建立反对直系控制的北京政府的大联盟。此外，孔祥熙还做了大量争取冯玉祥将军的工作，反复向冯氏宣传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思想，并最终促使冯玉祥逐渐倾向以孙中山先生为首的南方革命政府。其后当孙中山北上并且在北京病重期间，孔祥熙又一直守护在中山先生病榻前，成为《总理遗嘱》的见证人之了。凡此种种均可表明，在孔祥熙早年的活动中，他的确是孙中山先生的一名忠实的追随者。
1922年初，当时已在广州成立革命政府的孙中山先生，曾致电要求孔祥熙来广东参加轰轰烈烈的南方大革命。同年4月应宋庆龄之邀，孔夫人宋蔼龄又携刚刚出生不久的长女孔令仪自山西出发，赶赴广州看望宋庆龄和孙中山先生。其时，孙中山已在广州就任南方革命政府大元帅，并设寓所于观音山粤秀楼。宋蔼龄母女抵达羊城后，即受到了孙中山夫妇的热情款待。孙中山先生亲切地对宋蔼龄说：“你劝劝庸之，来南方参加革命吧。现在广东形势很好，正准备进行北伐，很需要人呢。”当即孙中山还允诺孔祥熙来粤后，在革命政府内给他安排一个部长的职务。宋蔼龄闻听自然也十分高兴，连连说好，并表示马上就让孔祥熙来广东追随孙中山先生。
但当宋蔼龄回晋后，孔祥熙当时并未马上赴广东参加南方政府，其原因之一是孔氏当时正在“鲁案”公署任职，手头上的许多事不能撂下一走了之。此外另有一个原因，即当时他正在秘密地联络东北王张作霖父子，马上亦脱不开身。
那还是1922年春天，孙中山先生为争取皖、奉二系军阀，以便建立反对直系军阀控制的北京政府的三角同盟，曾致电指示孔祥熙相机加强与张作霖、张学良等奉系上层人物的联络，力图加强或促成奉系军阀与孙中山领导的南方革命政府之间的合作关系。为此，孔祥熙忠实执行中山先生指示，多次北上沈阳做张家父子的工作。当年春末，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张作霖宣布“东三省人民自主，并与西南各省取一致行动”，以共同反对直系军阀暨北京政府。但仅隔数日，奉军即告败北，张作霖率部退出关外。不久，张作霖再度正式宣布就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并继续准备与直系军阀再决一战，同时又表示出明显的“南倾意向”。”此一成果的取得，应该说与孔祥熙当时的多次北上斡旋不无关系。
就这样，直到1924年年初，孔祥熙方接受孙中山先生的邀请，赶赴广州正式加人革命政府。抵穗后孔祥熙亦受到孙中山夫妇的热烈欢迎，中山先生当即还拿出他刚刚脱稿的《建国大纲》给他看，并征询他的意见。孔祥熙当即表示这个《建国大纲》是一套很好的救国方法，并请求中山先生允许他将《大纲》带回去仔细研读。孙中山先生亦答应了孔祥熙的这一请求。
数日后孔祥熙兴致勃勃地求见孙中山先生，对其《建国大纲》大加赞赏并建议说：“应该把《建国大纲》宣传一下，现在国家情形如此黑暗，大家都嚷着没有办法。我想把总理的《建国大纲》拿到各地去宣传，让大家知道对于救国治国已经有了整个的办法，岂不好吗！”见中山先生边听边赞许地点头，孔祥熙更加兴奋了。他进一步建议道：“第一，我回到上海时，先把这份《大纲》印做宣传品，分送各方。第二，我还想拿去给冯焕章先生看看，因为要想革命成功，非全国一致努力不可。北方人士因历年受种种压迫，对于革命思想不及南方发达，对于总理三民主义救国方法，更认识不甚清楚。我受了总理的命，在北方秘密工作，这几年来很注意军人中有革命思想的人。冯先生要算一位。他既是我的好朋友，又在北方，他的军队纪律亦好，战斗力也强。不过，他对革命虽具热心，但常说没有好办法拿了。我去跟他研究研究，也许能够得到他的同情，不就可以增进他的奋斗精神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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