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茨伯利和斯鲁特正在激烈地争论着，娜塔丽在一边忧郁地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
“我根本就没说他欠着英国什么。这不是争论的中心。”塔茨伯利说，把空杯用力往桌上一放。“作为美国人民的领袖，他有责任向人民敲起警钟，叫他们开足马力，如果想要他们避免一场灾祸的话。”
“他不是在芝加哥作了那篇关于隔离的演讲吗？”斯鲁特说。“那是两年多以前的事了，有人指责他是战争贩子，他现在仍然在努力用行动来洗刷他自己。一个领袖不能一个劲儿往前跑，一拐弯就不见了。人民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恶感还未消除，而现在，由于法国和英国的愚蠢政策，又发生了一场世界大战。现在不是唱《到那边去》①的时候了，韬基，再唱那个已经不管用了。”
①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赴欧作战的士兵所唱的军歌。
“在罗斯福等待时机的时候，”塔茨伯利说，“希特勒已经占领了半个世界。帕米拉，好孩子，给我再拿杯酒来，我的腿痛得厉害。”
“好的，”帕米拉很听话地走向酒柜。
塔茨伯利转过来向亨利说：“你了解纳粹。你说，罗斯福经得起这么等下去吗？”
“他除了等待之外还有什么其他办法？几个月以前，在向你们出售枪炮的问题上，他遭到国会的反对。”
“几个月以前，”塔茨伯利说，“希特勒还没有占领比利时、荷兰和法国，还没有出现和你们隔水相望的局面。”
“这水面可是宽得很，”帕格说。
斯鲁特象个教授那样，用一只手的一个指头慢慢敲打另一只手上的两个指头。“韬基，我们回顾一下一些基本问题。旧的政权根本不能适应工业的时代，它们就像死的文字和脱下来的皮一样，是僵死的东西。欧洲开始动起来，先是用多次的大屠杀——这是欧洲解决问题惯用的办法，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这么回事——然后采用左的或右的暴虐行为来取代这些古老政权。法国简直已经僵化和腐烂了。英国一方面用小恩小惠的办法安抚工人，另一方面仍然象过去一样，轻松愉快地过着他们那种贵族老爷式的寻欢作乐的生活。与此同时，罗斯福倒是把世界的造反精神融化到立法中去了。他使得美国成为唯一具有生命力的现代自由国家。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用一场和平革命把马克思的学说掏空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能够完全理解这一点，要到二○○○年他们才会著书论述这个问题。正因如此，美国是自由人类的后备力量。罗斯福深知这一点，所以他行动缓慢持重。它是最后的可以动用的后备力量，是最后的也是最好的希望。”塔茨伯利拚命皱蹙着他那粗眉大眼的脸，表示不同意。
“等等，等等，等一等。首先，‘新政’中没有任何一项出自这个伟大的革命头脑，新的思想是在政府更换时随着新人流入华盛顿的，而且都是派生的思想，大部分是从我们这些腐朽的、过着寻欢作乐生活的人那里搬来的。在社会立法方面，我们远远走在你们前头——啊，谢谢你，帕姆——还有，行动的缓慢持重可能是一种较好的政治方针，但是在战争时期，这种做法就会带来灾难。如果我们一个时期只有一个国家跟德国作战，那么我们也就会一个个地分别倒下去。这对于英语国家来讲，是非常愚蠢的下场。”
“我们买了戏票，你和我们一起去吃饭吧。”斯鲁特说着，站了起来，并把一只手伸给娜塔丽，她也站了起来。“我们到爱斯加戈餐厅去。”
“谢谢你，我们一会儿和勃纳—沃克勋爵一起吃饭。并且希望把帕格·亨利也骗了去。”
斯鲁特请娜塔丽吃了一顿华盛顿最丰盛的晚餐，还喝了香槟酒，又带她到国家大剧院看了一场喜歌剧。然后把她带回到他住的公寓，怀着侥幸的心理。他抱着一般男人所习惯的想法，认为只要一切顺利，他可以在一个晚上就把她重新夺回来。她曾经一度象奴隶般地崇拜他；这样一种感情怎么可能消失呢？最初他只把她看作自己的又一个虏获物。他一直为自己计划着一桩审慎的婚姻，花天酒地玩够之后，在三十多岁时娶一位富裕的或出身名门望族的姑娘做妻子。现在娜塔丽·杰斯特罗引起他的狂热，早把一切审慎的打算抛到了九霄云外。莱斯里·斯鲁特在他一生中从来没有需要任何东西象需要娜塔丽·杰斯特罗那样迫切。她现在这种忧郁的神情和瘦弱的样子，特别具有诱惑力。他非常乐意和她结婚，或是做任何事，只要能把她夺回来。他打开房门，扭亮电灯。“上帝，差一刻一点了，戏真长，喝点儿什么吗？”
“我也不知道。我明天还要去纽约的几家法院到处查找埃伦的证件呢，我最好早点睡觉。”
“让我再看看他的信，娜塔丽。你去配两杯酒。”
“好吧。”
斯鲁特把鞋、上衣和领带都脱掉，躺到一个有扶手的椅子上，戴上黑边眼镜，然后仔细看起信来。他从墙上拿下一本又一本书——厚厚的绿皮政府法令索编——一面喝酒，一面看。在沉默中，只听见两只酒杯里的冰块碰撞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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