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亨利是笑塔茨伯利这番滔滔不绝的议论没有什么新东西，大部分在他的书里都有了，而且几乎是逐字逐句。“嗯，还是那句老话：及时缝一针，可以省掉九针，”他说。“你那班政客要早下手，本来可以轻而易举地把这个不可思议的小杂种干掉的，可是他们不动手。现在他们可遇到难题了。顺便问一句，你要去哪？也去柏林吗？”
①兴登堡（1847—1934），当时的德国总统。
塔沃伯利点点头。“我们在柏林的那位老兄忽然在这个紧要关头患起前列腺炎来了。哈—哈！戈培尔博士说我可以去接替他的职位，非常意外！从慕尼黑开始，我一直是第三帝国中‘不受欢迎的人’。毫无疑问，要不了几个星期我会被他们一脚踢出来的。出于某种原因，德国人这个月对英国人特别友好。也许是在他们吞并波兰的时候要我们袖手旁观。我们当然会袖手旁观的，一定会的！保守党人都是彬彬有礼的蛆虫。洛伊德·乔治管他们叫贵族耗子。除了丘吉尔，他不跟他们一伙。”
这位美国中校和德国潜艇军官每天晚饭前总要在酒吧间碰头，这已成为他们的习惯。亨利琢磨，从格罗克身上弄情报是他份内的工作；对格罗克说来恐怕也是一样。格罗克是个职业军人，一个机械工程专家，也是个真正的海员。他谈起新式潜艇的机械设备来毫无顾忌，甚至公开承认在对付鱼雷上的某些难题。关于这个题目亨利是内行，虽然他在讨论的时候非常小心谨慎。格罗克对待政客的态度是既讨厌又看不起，在这方面他倒很象一个美国海军人员。每逢谈到纳粹的时候，他脸上总露出讥讽的神色，而且说话也肆无忌惮，如遇他妻子在旁，就会向他送来警告的眼色。
一天晚上，埃里斯特·塔茨伯利和亨利·帕格同坐在大厅的长榻上看跳舞，他忽然对帕格说：“你好象跟德国人交上朋友了。”
“我们是谈正经事。我揣摩格罗克不是个纳粹分子。”
“哦，这班潜艇人员在德国人里面算是不错的。”
“你好象不喜欢德国人。”
“嗯，等你在德国呆一个月之后，咱们再谈这个问题吧。万一我那时还没被驱逐出境的话。”
“当然我并不怪你。过去他们给了你们不少痛苦。”
“不比我们给他们的痛苦多。最后我们赢得了胜利，你知道。”他顿了顿，又接着说：“我们的坦克在亚眠突破敌人的阵线时，我的眼睛受了伤。我当时指挥一个坦克营，中了毒气。总的说来，付出这个代价是值得的。我们终于看到了德国人逃跑。这是很久以前的事啦。”
这时候，“不来梅号”的船长正在跟罗达跳舞。他的腿很长，跳起舞来一蹦一跳的，跟他肥胖的身躯很不相称。罗达容光焕发，很是开心。帕格见了也很高兴。一连几夜，她一直跟一个身材很高的青年军官跳舞。那军官属于美丽的雄鹰类型，对女人毕恭毕敬地鞠躬，蓝眼睛闪闪发光，而且跳舞时候把她搂得过于紧了点儿。帕格对这件事表示点意见，罗达马上龇牙咧嘴地反唇相讥，怪他这次旅行整天把头埋在书中，他听了也就不吭声了。总的说来，她一直很和蔼可亲，只要她始终保持这样的态度，他也就满意了。
船长搀着她一起回来。帕米拉·塔茨伯利在跟一个美国大学生跳舞。那人跳起舞来高视阔步，象用连枷打谷似的不住地摆动身子。她没精打采地跟着，累得够受。她回来后，说道：“我得给自己找一根拐杖和一头白色的假发才成。我只要一拒绝，他们就会哭丧着脸，显出难受的样子。可是我真不会跳舞，至于那种水手舞——”
音乐又响了。罗达的高个儿年轻军官穿着非常整洁的军服走过来。帕格马上露出不快之色。船长注意到了，当那个年轻军官走近时，在很响的音乐声中跟他说了五、六个字。那年轻人煞住脚步，往后退缩，一下子冲出大厅。帕格从此再也没看见他。
罗达笑眯眯地正要站起来，见那年轻德国人突然临阵脱逃，感到莫名其妙。
“跳舞吗，罗达？”帕格站起身来。
“什么？”她气呼呼地说。“不，谢谢。”帕格向塔茨伯利姑娘伸出一只手去。“帕米拉？”她犹豫一下。“您不跳水手舞吧？”帕格噗哧一笑。“嗯，谁也捉摸不透你们美国人。”
她跳舞很笨拙，没有经验。帕格喜欢她温柔的态度，以及她踩着他的脚时露出的无可奈何的笑容。“您不会玩得痛快的，”她说。
“我玩得很痛快。您认为您还会回美国去吗？”
“要是父亲被撵出德国——这看来是不可避免的——我揣摩我们会回美国去。怎么啦？”
“我有个儿子，跟你差不多年纪，工作成绩很出色。他不象我，长得高大漂亮。”
帕米拉做了个鬼脸。“一个海军人员？不成。每个港口有一个姑娘。”
最后一晚，船长再次请客。每个女宾席上都放着白兰花，花下面是一个金白二色的粉盒。大家喝着香槟酒，最后话题转到国际政治上。人人都同意这个看法：在现在这种日子和时代，用战争来解决纠纷是愚蠢的，只会带来无谓的牺牲，尤其在英、法、德这样先进国家之间更是如此。“咱们都是一家人，包括所有的北欧人在内，“塔茨伯利说，“兄弟阋于墙，最为可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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