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还是不去？”
“随你便。”
拜伦说：“他们是一番好意。为什么不去？反正咱们也得吃饭。躲开那些穿黑雨衣的。”他答应去，挂上电话，然后又把她搂到怀里。
这家菜馆是一间砖砌的矮屋，只用桌上的蜡烛和拱形壁炉里的熊熊燃烧的木柴来照明。在里面吃饭的有一半是犹太人，其中有不少都穿了华丽的便礼服。这个幽静地方，声音最大的是并排坐着的两大批英国客人。正对着壁炉有一张可以坐六个人的桌子空在那里，聚拢在小酒吧间的一些顾客正用渴望的眼光盯着它。这四个美国人就坐在离壁炉不远的另一张特别优待的桌子上。奔奇·泽尔斯顿和这对新婚夫妇喝着葡萄牙产的白酒，很快就欢笑起来。斯鲁特可不然。酒他喝了不少，可是他几乎没说什么，也不大笑。壁炉的火光在他那方形的眼镜上闪闪发光，连在那样玫瑰色的光亮下，他的脸也仍是惨白的。
“顺便问一下，你们年轻人对战争感不感兴趣？”泽尔斯顿一边吃着肉一边说，“没忘记正打着仗吧？有个消息。”
“要是好消息，我就有兴趣，”娜塔丽说。“除非是好消息。”
“那么，英军占领托布鲁克了。”娜塔丽说：“托布鲁克重要吗？”拜伦大声说：“重要！是从埃及到突尼斯之间最好的海港。这可是个大好消息。”
“对，”泽尔斯顿说，“他们正在北非猛冲着呢。这样一来，整个战局全改观了。”
斯鲁特打破了自己的沉默，嗄着嗓子说：“他们正跟意大利人作战。”他轻咳了一声，接着说：“拜伦，我在柏林给你开的那一批书，你实际都看了吗？娜塔丽说你全看过啦。”
“凡是我能找到英文本的，我全看了——也许十本里看了七八本。”这位外交官摇了摇头。“勇气真了不起！”
“我并不能说我全看懂了，”拜伦说。“有时候我只浏览了一下。可是我把它们从头翻到尾。”
“是些什么书？”泽尔斯顿说。
“在一个德国空军驾驶员差点儿把他的脑袋打掉之后，”娜塔丽说，“我这个乖乖对德国人略微感到好奇了。他想多了解他们一些。斯鲁特就给他开了一张关于十九世纪德国的浪漫主义、民族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总书目。”
“我从没梦想他会采取什么行动，”斯鲁特把被火光照亮的、无表情的眼镜朝她转过来。
“去年我在锡耶纳有的是时间，”拜伦说，“我也有兴趣。”
“你有些什么发现？”泽尔斯顿说，一边替拜伦又斟上酒。
“即便不读德国哲学就要给枪毙掉，我也不读。”
“我主要发现希特勒一直就在德国人的血液里，”拜伦说，“他迟早得冒出来。这是莱斯里在柏林对我讲的。他给我开的书目就是为了支持他这个论点。我认为他已经相当充分地证明了他那个论点。我以前总以为纳粹是从臭水沟里成群结队地钻出来的，是什么崭新的玩艺儿。可是所有他们的概念、口号以及他们的所作所为都老早就写在以前的书里了。这码子事在德国已经酝酿了一百年啦。”
“比那还要长，”斯鲁特说。“你的课外作业成绩很好，分数是优。”
“啊，瞎胡扯！”娜塔丽说，“为了什么给他个优？为了重复一些陈词滥调？拜伦对这些东西感到新奇，是由于美国教育太肤浅，也由于他所受到的教育有多半没吸收进去。”
“没吸收多少，”拜伦说。“大部分时间我都在玩纸牌或者打乒乓。”
“嗯，看来显然是这样，”他的新婚妻子语调很尖锐。“不然的话，你就不会象个盲目的书呆子那样去死钻他替你开的那个片面的书单了，好给他个机会来这么居高临下地夸奖你那么两句。”
“我否认居高临下地夸奖，也否认片面，”斯鲁特说。“杰斯特罗——也许现在我应该叫你亨利了——并不是我要斤斤计较，可是我想我曾经掌握了这一领域的材料。我很佩服你的丈夫那么认真地读完这些书。”
“这种认为纳粹是德国哲学和文化的顶峰的观点，”娜塔丽说，“整个这套说法都是陈腐的，伪造的。希特勒的种族主义来自戈平瑞，一个法国人；他的条顿族优越感来自张伯伦，一个英国人；他对犹太人的虐待狂来自卢格，一个维也纳的政治恶棍。唯一可以和希特勒直接联系上的德国思想家是理查德·瓦格纳①。他是另一个疯狂仇恨犹太人的社会主义者，在《我的奋斗》里，到处都可以找到瓦格纳书里的话。但是尼采为了那件恶意的蠢事和瓦格纳闹翻了。反正谁也不认真把瓦格纳当作一个思想家。他的音乐也叫我恶心，尽管这跟咱们所谈的事风马牛不相及。斯鲁特，我知道在这个领域里你读的书比我多，可我还是不理解你为什么给拜伦开了那么一个既枯燥、分量又重的书单。你也许只不过为了用一些大名字吓唬他一下吧。可是你应该知道，他是吓不住的。”
“这我是知道的，”斯鲁特说。他哗地一下往自己的杯子里倒起酒来，倒得满满的，然后一口气喝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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