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我完全看不出我们能在两个星期内把他们从地图上消灭。”华伦环顾了一下面前一百多张阴沉、年轻的脸。
“太平洋的和平曾一度坐在一只摇摇欲坠的三条腿凳子上。一条腿是美国的海军力量；第二条腿是在东南亚的欧洲国家的力量；第三条腿是俄国在西伯利亚的陆上力量。
“这只凳子的欧洲那条腿，一九四○年被德国人敲掉了。昨天，德国人又敲掉了俄国那条腿。斯大林不会参与亚洲的战争了——至少现在不会。因此，一切全靠我们了；这只凳子少了两条腿，我敢说，太平洋的和平也就一屁股摔了下来。”
华伦一直很严肃地讲着，挥动着手里的教鞭。末了这句笑话使听的人意外地格格笑起来。
“至于纳根特舰长的问题，也就是希特勒的行动对我们意味着什么，你们只要一看地图，答案就清清楚楚摆在那里了。元首已经给‘企业号’发了命令：各就各位。”
柯尔顿少将第一个站起来，带头鼓掌。他用牙齿紧紧咬住雪茄烟，使劲握华伦的手。
阳光滑过了一条把太平洋从北极到南极划分为二的想象的线，就获得了一个新的名称：六月二十三日。在线的另一边，六月二十二日还刚开始黎明。这个糊里糊涂的国际惯例，在一片混乱的世界中依然如故。因为地球仍旧在太阳的光照下旋转，总有九千万英里的一半在黑暗里，而地球上这些渺小的居民，在他们互相残杀之时，总得同意用一种方法来计算时间。阳光在海面上向西移动，照到一串串可爱的绿色小岛上。这些小岛全都防卫严密。它们曾经是德国人的殖民地，后来日本保证不予设防，受委托代管。日本极力模仿白种人，研究了欧洲的历史，学会了提出这种保证的办法。
东京的白天开始了；这个城市点缀着一些可爱的公园和寺庙，以及一所皇宫，其余的便是一片贫民区，都是些低矮的火柴盒似的木头房子和破旧的西式建筑。日本人为了赶上白种人，整整赶了两代，把他们都赶贫穷了；四年“中国事变”又把他们完全挤干了。他们服从自己的领导者，都在拚命工作，吃着监狱似的饭菜，在借来的技术顾问指导下用借来的金属按照借来的蓝图制造战争机器，他们还死命地推销丝绸、照相机和玩具，换回石油来开动机器。九千万人辛勤地劳动在这四个不比加利福尼亚州大的、满是睡火山、不时地震的岩石岛屿上。他们的主要自然资源就是他们的坚强意志。世上的人对日本人的了解也只有从吉勃特和苏利文的歌剧《天皇》①里所了解的那么多。
①《天皇》，是英国戏剧家吉勃特作词、作曲家苏利文作曲的歌剧，一八八五年首次上演，以日本天皇宫廷为背景。
他们是难以理解的人民。他们的外务大臣，一个留小胡子的小个子，名叫松冈①，在美国受的教育，到过欧洲许多地方；但是他的滔滔不绝的自相矛盾的谈话，他的粗野的格格狞笑和嘶叫，和想象中的东方人的仪表太不一样了，他给人的印象就是个疯子。白种人外交官猜想他的奇怪行为必定是日本人性格的一部分。直到后来才明白连日本人自己也认为他发了疯。这个军人内阁当时为什么把如此重要的事情委托他去干，仍旧是一桩历史疑案，就象德国人为什么心甘情愿地听从希特勒一样；而这个人的文章和讲演，在别个国家的人看来总是有明显的癫狂病。当时斯大林疯狂到什么程度，还不清楚，尽管多数历史家一致认为后来他完全发了疯。不管怎么样，在这个疯狂的希特勒进攻疯狂的斯大林的时候，疯狂的松冈正主管日本与世界各国的外交事务。
①即松冈洋右（1880—1946），一九四○—一九四一年任近卫内阁的外务大臣。
日本的历史学家说，松冈得到天皇的紧急召见，他要求天皇立即侵入西伯利亚，但是陆军和海军首脑对这个意见表示冷淡。一九三九年，陆军与斯大林的西伯利亚军队打了一架，这次架打得倒霉，无法公开，损失了上万人。他们愿意南进，那里的法国维希政府已经无能为力，荷兰人已经与祖国失去联系，被包围的英国人根本分不出兵力。在这个主要的分歧问题上，华伦·亨利在“企业号”机库甲板上的讲话中所作的分析，一点没有错。
但是松冈坚持说，既然日本和德国、意大利签订了三国条约，他们受到攻击，日本就得保证予以帮助；而德国的入侵，显然是为了避开俄国的进攻。因此，从道义上说，就要求日本立即入侵西伯利亚。至于和俄国签订的互不侵犯条约——那是他自己去谈判的——反正俄国从来不遵守条约。趁俄国还未垮台，现在立即进攻十分必要，以便使突击看起来体面一些，而不是乘虚而入。松冈把这种形势叫作“道德外交”。
据说当时一个地位很高的官员曾经相当严肃地指出，外务大臣是疯了；对此，一个年老的政治家答复说，松冈的发疯会是一个转机。人们所能从日本人记录里找到的，就是这些。
结果，政府的秘密决定是：“让柿子在树上成熟。”这就是说，暂不进攻苏联，等到它的失败看来已成定局时再说。因为对中国的仗还在没完没了地打，象个无穷无尽的泥沼，所以日本的领袖们还不急于打一场新的沉重的陆战。如果他们要打，看来也会选定向南挺进。这项计划已在制订。松冈泄气了，不久就离职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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