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票的日期是十二月十五日。还远得很，我知道，不过泛美航空公司是个关口。跑到里斯本去坐在那里等几个月没有意义！而且这趟路程是靠得住的。当然这意味着最后你得在这里分娩。因此，由你决定。
附上可爱而相当机敏的大使夫人的一张条子。要是你不愿意为了等候一个与英俊的德国鬼子们乘飞机旅行的机会而呆在苏黎世受罪的话，她的邀请还是可以接受的。
我等待你的吩咐。我感到年轻了二十岁。你身体好吗？我
日日夜夜挂念着你。
爱你的
埃伦
大使夫人用绿墨水写的一手妇女进修学校的华丽字体，
第九个字母上都带个小圈：
亲爱的娜塔丽：
三个月以前我把我的女儿送回家去分娩了。她的房间空着。她的丈夫在大使馆里工作。我们都因为她不在而分外寂寞！
要是你能从瑞士回家，那就太好了。否则的话，请你考虑回到这里来，在这里，至少你能吃得好些，孩子会生在美国的“土地”上，就是说，生在你的朋友中间。我们热切地盼望你。
同一天早晨，奔奇·泽尔斯顿打电话给她。汉莎航空公司碰巧有一张很早预订的退票，作为特殊照顾给了他：四天以后，九月十七日，到里斯本，一位。他说，泛美航空公司还不卖票，不过他们已经把她登记在里斯本长长的候机名单前头，她会很快得到空位子的。
“我建议你直接到巴诺夫大街的汉莎航空公司办事处去一趟，离开旅馆不过两条街，自己去把这张票子弄到手，”泽尔斯顿说。“有许多表格要填，我没法代你干，要不——”
“等一等，奔奇，等一等。”娜塔丽费了好大劲才听明白他的话。早晨她睡醒的时候嗓子痛，发烧发到华氏一百度以上；她吃了阿斯匹林，现在头昏眼花，而且她叔父的这封信把她抛进了犹疑不决的漩涡，使她心里烦闷。“我收到埃伦的一封信，你能不能听一听？”
“念吧。”她把信念给他听。
“好啊！他们真的着急了，是不是？娜塔丽，我不敢代你决定。我知道莱斯里·斯鲁特会怎么说。还有拜伦。”
“我知道。稳妥的办法，直接回罗马去。”
“一点不错。”
“你对拜伦估计错了。拜伦会对我说，去坐汉莎航空公司的飞机。”
“真的吗？你比我对他更了解。不管你怎么决定，都告诉我，看看我有没有办法帮你忙。”泽尔斯顿说。“我听见弗朗索亚斯在按汽车喇叭了。我们要到乡下去玩一天呢。”
娜塔丽最不愿意的事，就是回到罗马去。这是她坚持不放的铁定念头。她头重脑昏地穿好衣服，向汉莎航空公司走去。她不停地空咽看，尽管吃了阿斯匹林，她的喉咙还是象砂纸磨擦那样刺痛。所有的航空公司办事处都在同一条街上。法国航空公司，泛美航空公司，英国海外航空公司都已停业关闭，他们招牌上的油漆褪了颜色。只有汉莎航空公司的镀金飞鹰，栖息在绕着花环的A字上，在阳光中闪闪发光。这个A字使娜塔丽在门外踌躇了一下。透过玻璃窗，她看见一间象医院那么清洁的办公室，在一张光秃秃的柜台后面，一个晒黑了的金发姑娘，穿着天蓝色镶金边的制服，打扮得无瑕可击，露出雪样白的牙齿在笑。一个晒黑了的穿绿色运动外套的男人，和她一起笑。墙上贴的招贴画上，画着河边悬崖上的古堡，穿着巴伐利亚民间服饰的姑娘，喝着啤酒的肥胖男人，在一座巴洛克式歌剧院的上方有贝多芬和瓦格纳的胸像。
他们看见她在看他们，就止住笑，回蹬着她。娜塔丽走进汉莎航空公司的办事处，因为发烧而有点发抖。
“Gruss Gott①，”那姑娘说。
①德语：欢迎上帝；德国人见面时的问候话，意即“你好”。
“您好，”娜塔丽哑着嗓子说。“美国领事奔奇·泽尔斯顿给我预订了一张十七日到里斯本去的飞机票。”
“啊？您是拜伦·亨利太太吗？”那姑娘很自然地改用清晰的英语说。
“是的。”
“很好。您的护照呢？”
“您有没有预订票？”
“有的。请您把您的护照给我。”
姑娘伸出一只修剪过指甲、按摩过皮肤的手来。娜塔丽把护照给她，她递过来一张粗糙绿纸上印的很长的表格。“请您填一下。”
娜塔丽仔细看着这张表格。“老天爷。坐一趟飞机有那么一大堆的问题要问。”
“战争时期的安全规定，亨利太太。请您两面都填。”
第一页要求旅客回答去年一年旅行的详细情况。娜塔丽把表格翻过来。后面一页顶上的第一个问题是：本人宗教信仰：父方宗教信仰：母方宗教信仰：
一阵神经性的震颤流遍她的全身。她奇怪为什么泽尔斯顿没有警告她提防这个危险的暗礁。这里需要作出迅速的决定！写上“监理会派新教”是简单不过的事；护照上面写着她母亲娘家的姓，但是“格林果尔德”不一定非得是犹太人的姓。他们怎么能去查对呢？然而，在埃伦的麻烦事发生之后，什么样的名单里不会有她呢？她怎么能肯定柯尼希斯贝格那个事件没有记录下来呢？被德国人弄走的那些柯尼希斯贝格的中立国犹太人碰到了什么事呢？这些念头在她发烧的头脑里盘旋的时候，她肚子里的婴儿轻轻地蹬了下，提醒了她她不是一个人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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