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鲁特对红军的看法已经证明是很错误的，所以他也不再跟人争论了。但是他认为别的美国人无动于衷或幸灾乐祸的态度是精神病。德军越来越近，空袭也越来越厉害。莫斯科密集的高射炮火在黑夜的探照灯光的上方形成一个起安慰作用的绿色、黄色和红色的烟火幕。但是炸弹还是落下来了。围城炮火的恐怖现在还没有来到。即使围城那一段他能活过来，斯鲁特想，他又能有多安全呢？那时候，罗斯福对纳粹主义的敌人明显的援助也许会挑动胜利的希特勒对美宣战。如果莫斯科沦陷，美国人也会象明斯克的犹太人一样，被带到峡谷中枪毙。然后阿道夫·希特勒可以表示道歉，说是搞错了，或者不承认发生过这样的事，或者说这是俄国人干的。
班瑞尔·杰斯特罗的故事使斯鲁特感到很恐怖。他曾经看过很多关于德国的书，除了他给拜伦·亨利那份书单上的书以外，他还看了很多别的。德国人那种天真、狂热的服从性。他们粗鲁残暴的气质，他们的精力和智慧，他们固执地以自己为核心，他们无尽止的抱怨世界都反时他们、对他们不公平，他们狂热地追求一个新的极端的经验——最后这个特性在那些富于想象的哲学家身上象泉水一样涌现，已到了使人恶心的程度，歌德还一劳永逸地把这个特性固定在浮士德的形象里。在莱斯里·斯鲁特看来，这些在欧洲的八千万怪人一旦放弃了他们严格而温顺的传统习俗，就有可能奉命屠杀无数无辜的人民而仍然兴高采烈，不感到良心的责备，一点也不会想到自己已经犯了暴行。德国人的精神令人摸不着底，这就是他们奇怪而可怕的地方。好象疏远而冷淡的孩子一样，他们又顺从又残忍。希特勒的可怕之处就是因为他了解他们。可以指望其他交战国家执行互相交换被围或被俘的外交官这样的规定。吓破了胆的斯鲁特认为：外交官们只能指望希特勒的德国人不吃掉他们，那已经很不错了。
窗外落日的余晖渐渐暗下去了。已经到了陪维克多·亨利一起去莫斯科空袭目标的中心消磨一个夜晚的时刻了。
不出所料，他在塔茨伯利套房里找到了亨利上校。虽然屋里很冷，但这个海军军官只穿一件衬衣歪在长沙发上抽雪茄。帕米拉在雪花石的维纳斯像上方盖着红灯罩的灯下，正往一件有皱痕的蓝色上衣上缝金色的条条。
“嗨，好啦！”亨利说。
帕米拉说：“铜扣也松了。不要让它掉得克里姆林宫地板上到处都是。喝点威士忌，掺自来水吧，莱斯里。俾弗勃洛克给了老头子一瓶。”
斯鲁特看了看表，在椅子边上坐下来。“不，谢谢。但愿你没有喝得太多，上校。你要吃俄国饭的话，最不需要的是酒。”亨利嘟噜了一句：“这还用你说！我一点也没喝。”
帕米拉在缝衣服，维克多·亨利抽着烟，这位外交官感到自己在屋子里是多余的。他一再地看表，咳一声说：“我说好六点钟在走廊上等海军将军，现在还差十分。我现在就去等他，一会儿你也来吗，上校？”
“一定。”亨利说。
“你看来很镇静，莱斯里，”帕姆说，“要真是我去克里姆林宫的话，我早就坐不住了。”
“亨利上校看来很镇静。”斯鲁特说。
“啊，他呀，”帕米拉说。“他是机器人，机械的人。突一突！冲—冲！叮当！”
“我需要新电瓶，”亨利说，，也许阀门也得修一修。”
这种亲切的玩笑使斯鲁特更感到自己是多余的。“好吧，十分钟内就来，”他说。
帕米拉说：“还有两个扣子。真混！扎了两次手指了。我就是不会做针线活。”
旅馆前面停着一排粗笨的黑色轿车，这是不常有的事。自从战争开始以来，莫斯科宽阔的林荫道和广场上本来为数不多的汽车已经减到了零。傍晚莫斯科人照常成群地出来散步，好奇地望了望车子，但没有停下来傻看。戴黑帽穿黑皮夹克的汽车司机和保卫人员站在车子边上。美国人称他们为“基督教青年会的男孩们”，他们是秘密警察，看来人们讨厌在他们身边逗留。但是穿得很漂亮的外国人从民族饭店的窄门挤出来上汽车时，行人排成了一个长队，这群安静的旁观者友好地睁圆眼睛盯着外宾的脸、衣服和皮鞋。
“你对那些航海图研究得怎样了？”斯坦德莱海军将军坐进后排的车座，调整一下助听器，问亨利道。他曾经一度是海军作战部长，已经退休了，总统请他出来参加这个代表团。斯鲁特没有办法阻止这个干瘦、坚忍、戴着眼镜、制服上有四排勋章缎带的人在俄国内务部特务人员面前说话，他们虽然不说，肯定是懂英文的。
“我弄不出什么名堂，”亨利说，“至于作战密码和讯号，别指望了。他们的人当面跟我说，他们没有这样的东西，他们用灯光或摩斯电码以明码相联系。”
“真胡说！你把我们的给他们没有？”
“我给他们看了一下我们的《通用讯号本》以及一些密电码。我差一点跟那个胖小个子海军少将打起来了，他已经开始把那些东西装进他的皮包里去，我又夺回来，对他说：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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