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希特勒从来没有提出这个要求。他让日本跟俄国继续保持中立，而他自己却把德国人民投入对美国的战争。随着这一个叫人迷惑不解的失策，元首把他的历史性的胜利和帝国的前途抛弃了。为什么？
元首到柏林去宣战的时候，我本人正飞往莫斯科前线进行空中视察。十二月中旬，当我又在“狼穴”里见到他的时候，他把美国看作花花公子，毫不放在心上。有一天晚上吃饭的时候我也在场，他把美国叫作一半犹太化一半黑人化的一个杂种民族，不可能进行重大战争。他得意洋洋地说，美国忙于应付日本，大概要被打败。它不可能还有机会干预欧洲的事情。这就是他说的话。但是我那时相信，现在依然相信，这些话都是他叫部下高兴的胡说八道，不然就是自欺欺人之谈。跟日本的领袖们不一样，希特勒深知一个关于美国的决定性的军事事实：切勿做那种唤醒和团结这个混乱的、爱争吵的、奢侈腐化的巨人的事情。但是珍珠港事件却做了这样的事情。
这场战争根本上是一盘以人和国家为棋子的棋赛，是两种意志和两种世界观的较量。自从一九三三年以来，阿道夫·希特勒和弗兰克林·罗斯福就已经在下这盘棋了。在工厂、人口、盟国和天然资源方面，希特勒一开始就让了一车两卒，那就是工厂、人口、盟友和自然资源。这些条件逼得他采取虚张声势和不顾一切的方式。而那个坐在轮椅里的人却能够慢慢地、小心地下着棋子，等待他的对手用拙劣的赌博使自己失败。
年复一年，希特勒仿佛很出色地胜过罗斯福。他在一九三九年之前的不流血的胜利，他对波兰和西欧的迅速征服，以及一九四一年他对俄国欧洲部分的惊人的占领，使这盘棋局大大对他有利。正当阿道夫·希特勒眼看着就要将死对方的时候，日本突袭了珍珠港。这正是罗斯福早在等待着的一个机会。
我深知有一种习惯的说法，说希特勒觉得我们既然事实上已经在大西洋跟美国作战，为了威望的缘故，要用宣战把罗斯福打倒。还有人甚至认为，对美国宣战是一个提高士气的聪明举动，使公众不去注意我们在东线的停顿和挫折。但是这些推测都忽视了我们没有要求日本对俄国作战的这个致命弱点，以及当时这篇宣战书的措词。这个缺乏政治家风度
的文件是出于绝望和愤怒而对罗斯福发出的一声长长的叫喊。我一直认为，希特勒是看到这盘棋已出乎意外地失去赢的希望，于是一怒之下把棋盘踢翻在地。
德国的结局
其他的作者们跟着丘吉尔的说法，把战局的转折点放在一年以后，归结在三件同时发生的事件上：斯大林格勒、阿拉明①和北非的登陆，当时战场上已有明显转机。然而真正的转变还是珍珠港事件。
①埃及的一个小镇，一九四二年十一月，蒙哥马利将军指挥的英军在这里击败德军，使其退出埃及。
毫无疑问，只是到了一九四二年，在珍珠港事件和莫斯科受阻很久以后，我们才获得了巨大的胜利，把我们短命的帝国扩大到惊人的最远的地方。我们的潜艇差不多完全控制了大西洋，把整个英美舰队击沉海底。我们的军队开进高加索山脉、里海和尼罗河。我们精力充沛的盟国日本，在迅速的辉煌胜利中取得了它的东亚帝国。
但是，在获得这一切胜利期间，一个记忆常常萦绕在我的心中，这就是珍珠港事件刚发生以后我飞往莫斯科前线的空中旅行。我在空中看见德国的坦克、卡车和炮车在几百英里荒凉的平原上蹒跚而行，在阴郁而低沉的俄国太阳下面，冻结在泥淖里，深陷在雪地中。我看见躺在雪地上的死马，我们的士兵用刀砍碎它们冻硬的尸体，吃它们的肉。我们的飞机往往降落在一群成年的和年轻的士兵中间，他们穿着破烂的灰绿色夏季军服冻得发抖，在汽车下面燃起一堆火，使引擎散热器免于冻裂，使汽油免得冻成粘性流不出来。我听到他们没完没了地抱怨缺乏靴子、厚袜、手套、防冻剂以及一种据说可以使坦克上的望远镜转动的软膏。望远镜一旦冻住，没有软膏使它转动，坦克兵就成了瞎子，无法操纵坦克和保护自己。那些冷得发抖的士兵，穿着戈培尔征募来运到前线的女人皮大衣和皮毛围巾，实在可怜。
我的那次旅行使我看到了莫斯科的阻塞气球和高射炮火。在那里，我充分体会到使人苦恼的停顿的痛苦；在那里，我第一次听到我们又跟美国作战了。我心里明白，这表明德国的结局终于来到了。
在一九四一年以后，德国就象一个脑壳里中了一颗子弹的横冲直撞的大象，在倒下以前，使出它的全副力量去践踏、撞死折磨它的人们。那一颗子弹就是珍珠港事件。
失去了的世界帝国
我用这些评论结束了我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役分析的第一卷，给它作个总结是理所当然的。
乔治·马歇尔将军在他一九四五年的胜利报告中，把德国、日本和意大利叫做“恣意掠夺的三个犯罪国家”。但是假使我们胜利了——那是我们差一点儿就要做到的——要上绞刑架的领袖人物该是斯大林、丘吉尔、罗斯福和马歇尔先生。犯罪国家就该是盟国，它们为了竭力保持几世纪以来它们财阀掠夺得来的东西，因而从空中屠杀了德国和日本的妇女和儿童。希特勒并没有下命令轰炸广岛和德累斯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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