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埃伦，快穿吧。”
“让我先把酒喝完。”
娜塔丽不耐烦地站起身来，把孩子抱到卧室去，免得跟她的叔父拌嘴。对于这个爱唠叨的、自负的、胡思乱想的老头儿，她已经没有什么敬爱，他的趾高气扬的挖苦话和顽固得闭眼不顾事实的乐观主义，已经使她和她的孩子陷入了这个危境，尽管说到底还是她自己要负主要的责任——她常常回过头来这样想。
亨利·娜塔丽把她的危境想了又想，直到她再也忍受不住这种自我的探索。她在什么情况下干了这种不幸的蠢事呢？在回来的时候吗？在跟拜伦结婚的时候吗？没有搭德国飞机离开苏黎世吗？没有跟赫布·罗斯乘坐到巴勒斯坦去的船吗？不，毛病在她的思想深处。尽管她表面上那么聪敏，归根到底她却愚蠢透顶。她什么也不是，什么人也不是；她没有真正的身分。她的一生象是在空中飘荡的蒲公英的绒毛。她是犹太人，但是这个标志除了惹起麻烦之外对她没有任何意义。她的第一次恋爱是跟一个异教的非犹太的知识分子。她跟一个基督徒结了婚，没有怎么考虑两个人在出身背景的冲突；他年轻，缺乏学识，又使她多一层烦恼。这一连串多么奇怪、偶然、不连贯的遭遇却创造了这个在她怀里沉睡的蓝眼睛小生物！
过去几星期，娜塔丽夜里开始做梦，仿佛上述一连串遭遇都不曾发生过。在这些梦中，时间倒流回去，有时候回到巴黎，有时候回到大学，更多的是回到她在长岛的儿童时代。她在睡梦中发现自己摆脱了梦魇般的现实生活，心中充满了宽慰和快乐；但是当她醒来发现梦境中不好的方面正是真实的方面时，一种冷酷而消沉的忧伤便接踵而至。不过至少这个孩子是属于真实方面的。
孩子成为她生命的寄托了。在这一时刻，世界上最真实的东西就是她胸口的这只温暖的小嘴：活泼、甜蜜而且异常美好。除此以外——在旅馆的房间里，在罗马，在欧洲——全是肮脏的、危险的、不可靠的而且渐渐暗下去的视野。外交人员的专车是最后的一次机会。孩子睡着的时候，娜塔丽把他包好，自己穿好衣服，准备到大使馆去。
“喂，亲爱的，你看来很漂亮。”起居室里，埃伦现在很得意地斜靠在躺椅上，披着索尔家在他六十二岁生日送给他的一件蓝色短斗篷，穿着他的一套最好的深色衣服，系着一个很大的领结。他还在喝雪利酒。
“无聊！要是我安全地回到家里，我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这套倒霉的衣服烧掉，我再也不穿咖啡色衣服了。”
埃伦以不自然的洋洋得意的神态，把只剩一半酒的杯子向她挥了挥，兴高采烈地笑起来。“真了不起，你还保持着你的幽默感。”他说，虽然娜塔丽相当严肃。“坐下，亲爱的。别再踱来踱去了。”
“我们不到大使馆去了吗？”她坐在一张躺椅的扶手上。
“告诉我，娜塔丽，你看见过恩里科·斯潘涅利神父吗？”
“那个梵蒂冈图书馆的管理员吗？没有。”
他乜斜着眼睛逗趣似的朝她微笑，这是在傍晚将尽，他喝下过多的白兰地时往往出现的。“不过，我想有一个晚上我们大家在一道吃过饭。”
“我想大概有过。路易斯病了。”
“啊，不错。我现在想起来了。嗐，恩里科一会儿就要开车来把我们带到威尼斯广场去。他认识所有的新闻记者，我们可以在新闻记者席听墨索里尼演说。”
“什么？我的天，我不愿把孩子带到法西斯暴徒那里去！那怎么——”
杰斯特罗举起手来要她注意，匆匆地在一张便条上写了几行字，同时继续跟她讲话。“喂，亲爱的，这是看得见的历史。既然我们处在这样的境地，我们不如充分利用它。”
他递给她的那张便条上写着：要是宣布战争，他会一直把我们送到大使馆去。就是这个打算。我们不呆在旅馆，在这里我们可能被抓去。
她在下面写了一句：“为什么你信得过他？”他们不敢肯定他们的房间里装有窃听器，但是有时候他们写便条来对话，作为预防措施。
杰斯特罗向她眨了眨眼，把眼镜取下，用一块手帕擦了擦。这是娜塔丽早已熟悉的他要高谈阔论的一种不自觉的信号。他轻轻地说：“娜塔丽，你知道我是一个天主教徒吗？”
“什么！你说的是什么意思？”
“哦，那你就不知道了。我想这些年来你也许很机警。告诉你，我讲的完全是真话。”
埃伦往往在喝白兰地或者雪利酒的时候发表一些古怪的言论，但他从来也没有讲过这种离奇的话。娜塔丽被他弄糊涂了，耸一耸肩膀说：“我该怎么说呢？你是认真的吗？”
“是的，非常认真。亲爱的，这是一桩家丑啊。他们没有告诉过你，我倒有点惊讶。二十三岁的时候，我改信了天主教。”他眼睛通红，扭歪着嘴，害羞地咧开嘴笑了笑，一面搔着胡子。“但从来没有真信。我怕我的血型不合于那个宗教或者任何宗教。在当时，这种行为是真诚的。”
于是埃伦告诉她关于雷德克利夫学院的一个女孩子的事情，他曾经当过她的历史和美学的导师，她是一个富裕的天主教家庭的女儿。过了一年半热恋的生活，两人的爱情就垮台了。后来他离开剑桥大学，在耶鲁大学完成博士学位，把那个女孩子和他的一切记忆都抛在脑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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