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嘿，当然记得。在马尼拉时候就住在我们隔壁的那个高个儿海军少校。他这会儿在哪儿服役？”
“他在柏林当海军武官，刚刚离职，”维克多·亨利说。
华伦做了个滑稽的鬼脸，低声说：“天哪，爸爸，他怎么干起这一行来了？在大使馆里当公务员！”罗达瞧了她丈夫一眼，她丈夫脸上没有丝毫表情。
“托莱佛中校来了，太太，”仆人在门口说。
“哈罗，罗达！”托莱佛大踏步走进来，伸出他两只长长的胳膊；他穿着一身非常合身的军礼服：一件镶着金纽扣的蓝色上装，上面别着好几枚勋章，一条黑色领带，一件笔挺的白衬衫。“嘿，老天爷！你比在菲律宾时候年轻十岁。”
“哦，瞧你说的，”她说，两眼闪闪发光，让他在脸颊上轻轻吻一下。
“哈尔，帕格。”托莱佛举起一只修剪得很漂亮的手，掠了一下他那正在变白的浓密卷发，瞪着眼看那儿子。“说句心里话，这是您的哪一个孩子。”华伦伸出一只手去。“哈罗，先生。猜猜看。”
“啊哈。是华伦。拜伦笑起来不是这样的。还有红头发，我想起来了。”
“您猜对啦，先生。”
“罗斯迪·特雷纳告诉我说，你在‘莫纳根号’上服役。拜伦在干什么？”罗达在沉默一会儿之后，这时兴高采烈地说起话来。“哦，拜伦是我们家浪漫主义的梦想家，基普。他在意大利学美术。你也应该见见梅德琳！都成大人啦。”华伦说了声，“对不起，我失陪了，先生，”就出去了。
“美术！意大利！”在托莱佛的瘦削而英俊的脸上，一道浓眉往上一扬，两只钻蓝色的眼睛张得很大。“呃，那倒是很浪漫。喂，帕格，你几时开始喝酒的？”托莱佛接过一杯马提尼酒，看见亨利又给自己倒了一杯，就这样问。
“怎么，基普，我在马尼拉就喝上酒啦。喝得挺凶。”
“是吗？我忘了。我只记得在学院里你最反对喝酒。连烟也不抽。”
“嗯，我很早以前就开戒了。”
维克多·亨利自从他襁褓中的女儿死后，就开始喝酒抽烟，渐渐上了瘾，早已把他严厉的监理会教徒父亲要他戒烟戒酒的谆谆嘱咐丢在脑后。这个话题他是不喜欢展开讨论的。托莱佛微微一笑，说道：“你星期天也打牌了？”
“没有。我还没改掉这个傻脾气。”
“别说这是什么傻脾气，帕格。”
托莱佛中校开始谈起在柏林当武官的工作。他的第一句话是：“你会喜欢德国的，罗达也会喜欢。你要是放过这样的机会，真太傻了。”
他的胳膊肘放在椅子两边扶手上，一只脚干净利落地搁在另一只脚上，他的谈吐还象过去那样娓娓动听。直到现在他依旧是帕格那一班最漂亮的同学之一，但也是最不幸的一个。海军学院毕业后两年，他在一次舰队的军事演习中出了事故。他当时是一艘驱逐舰的总值日军官①，正好海上起了风暴，时间又在夜里，一艘潜艇事先没有发出警告，忽然在他前面一百码的地方浮出海面，结果就和驱逐舰撞上了。责任并不在他身上，也没人受伤，普通军事法庭只给他记过处分。但这个处分却阻碍了他的晋升，影响了他的前程。他一边讲话一边喝酒，在约莫十五分钟内喝了两杯马提尼。
①舰上总值日军官在值日期间代表舰长负责管理全舰工作，除副舰长外，舰上一切人员都应服从他的命令。
后来维克多·亨利向他打听纳粹的情况，问他应该怎样跟他们打交道，基普·托莱佛忽然把身体坐得笔直，做手势时把弯曲的手指也伸直了，他的语气变得很坚定。国家社会党上了台，他说，其他的德国政党下了台，就象在美国民主党上台、共和党下台一样。这是从一个方面看问题。德国人喜爱美国，拚命要获得我们的友谊。帕格只要把他们当人看待，那么他就会发现条条渠道都对他敞开，情报会源源而来。报刊上有关新德国的评论都歪曲了事实。等帕格跟那班记者混熟以后，就会明白里面的原因——他们大多数都是心怀不满的左倾分子和酒鬼。
“希特勒是个真他妈的了不起的人，”托莱佛说着，放正了两个胳膊肘，用一只擦洗得很干净的手托住下巴颏儿，另一只随随便便地搭拉着，脸上容光焕发。“我并不是说，他，或者戈林，或者他们一伙里任何一个，不会谋杀自己的祖母以增加他们的权力或者增进德国的利益。可这就是今日欧洲的政治。我们美国人实在太天真。苏联是欧洲必须面临的巨大现实，帕格——那些斯拉夫蛮子正在东方兴风作浪。我们很难理解那种感情，可是对他们来说，却是政治的磐石。共产国际不是在那儿打麻将，你知道，那班布尔什维克马上要出来统治欧洲，不管是用诡计或者用武力，或者是二者并用。可希特勒不让他们那样做。这是问题的核心。德国人搞政治的方式跟我们不一样——譬如说对付犹太人的手段——不过这仅仅是一种过渡现象，再说也不关你我的事。要记住这一点。你的工作是搜集军事情报。你可以从这些人身上弄到一大堆情报。他们对自己的成就很感到自豪，也喜欢向人夸耀，我的意思是说他们会给你真实的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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