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昨天应该接受德国人的建议，”斯鲁特说。“那么他们至少还能保存半个城市。这样干没出路。你用什么办法弄到水的？是不是你总算弄了一些汽油？”
拜伦摇摇头，打着哈欠，坐到棕色皮子的长沙发上。他的运动衫和裤子上沾满了砖灰和煤烟，他的乱蓬蓬的长发纠结在一起，他的眼睛呆板无神，周围有个黑圈。”没有一个机会。从现在起我们得忘掉那辆卡车了。我看见救火车停在路中心开不动了。这个城市里已经没有汽油。我正在到处侦察，结果被我发现一辆马拉的大车。这花掉了我大半个晚上。”他对斯鲁特笑笑，他的下嘴唇因为劳累而缩了进去。“美国政府欠我一百七十五元美金。最吃力的事情是把锅炉从卡车上搬下来，装到大车上去。不过卖给我大车的农民帮了我忙。这是算在交易里面的。一个长胡子的小矮个儿，不过挺强壮。天哪！”
“当然，会还你钱的。对班说一声吧。”
“我能不能在这里躺一会儿？”
“你要不要吃早饭？”
“很难说我有没有力气来咬东西。我只要半个来钟头。这里挺安静。那地下室简直是疯人院。”拜伦搁起脚，身子躺到皮垫子上，横下瘦削肮脏的身体。“歌剧院转角那地方已经没有水了，”他闭着眼睛说。“我没办法只好一直跑到抽水站。这马走得很慢，它肯定不喜欢拉一只装满晃荡的水的铁锅炉。”
“谢谢你，拜伦。你帮了大忙。”
“我和贡格·丁。‘你能够谈论金酒与啤酒，’”拜伦用一只胳膊遮住脸闷声说，“‘只要你是安全地扎营于此。’①
①这两句诗，引自英国诗人吉卜林（1865—1936）的叙事诗《贡格·丁》，此诗的主角贡格·丁是一个印度人，为英国殖民军服务，在镇压印度起义人民的战斗中被打死。
——娜塔丽在哪里？在医院里吗？”
“大概是。”
拜伦睡着了。电话铃刺耳地响起来，可是他连动都没有动。这是市长办公室打来的电话；史塔钦斯基市长正在来大使馆的路上，他要与美国代办讨论一件十分紧急的突然情况。斯鲁特激动起来，立刻打电话给门口站岗的海军陆战队让市长进来。这一定是好消息：让华沙的外国人安全撤退，或者可能是立即投降！现在只有投降还是个办法。他想叫醒拜伦，让他离开办公室，但是又决定等一等。市长也许要过一会儿才到。这个肮脏的小伙子需要睡觉。
水变成了全华沙的一个大问题。在大使馆里住着七十个人，而且还有很多人搬来，这是——或者可能已经是——一个紧急情况，一个灾难性的问题。但是自从自来水总水管被破坏的那天起，拜伦·亨利就开始做供应水的工作，尽管没有人要求他这样做。斯鲁特还在向市长办公室打电话——在这倒霉的第一天打了二十次——要求立即给他保护下的美国人运送水，并且赶快修复水管子，拜伦却已经驾着大使馆的福特轻便卡车出去了，他从一座炸毁的房子的地下室里，弄回来一只破裂的生锈的小锅炉。不知从什么地方，他弄到了焊接工具，把它修补好，现在他就利用它暂作为水桶，装水到大使馆来。如果他不这样干结果会怎么样，谁也没有说。水管仍然破裂，而且现在到处的水管都已破裂，市政府的水槽车光是供应医院和救火队就已难以负担。
一天又一天，就象理所当然似的，拜伦在炮火底下空袭之中运着水，对自己的恐惧开着玩笑，常常比现在这样弄得
更脏地回来，因为他一听见一颗榴弹炮炮弹在空中飞过的“嘘嘘”声，就得钻到瓦砾堆里面去躲着。斯鲁特从来没有听到过许多人所描述的这种“嘘嘘”声，而且他也永远不想听。尽管有这些恐怖，拜伦·亨利倒的确看来在这围城之中挺能自得其乐。这种思想状况斯鲁特认为比他自己更为愚蠢，没有什么可佩服的。他自己的恐惧起码是合情合理的。娜塔丽曾经把拜伦说的觉得挺好玩之类的话对他讲过。斯鲁特想，这小伙子有神经病，他那种过分和蔼可亲的好脾气是假面具。不过他天天运水却是无法否认的一件好事情。
亨利在娜塔丽·杰斯特罗不到医院去的时候老缠住她，斯鲁特为此也很感激他，不过比较隐蔽。娜塔丽是在华沙的一个能够看透他内心恐惧的人。到现在他肯定她还没有看出来，那只是由于她和他接触不多。这女孩子在华沙，是他一个无法摆脱的负担，使他心里痛苦得要恨她。这是因为，她的存在，她没从世界上消失，使他感到内疚和烦恼。他对这个意志坚强的黑头发犹太姑娘有一股狂热的肉欲，可是他又不愿意和她结婚。他是一个处理浪漫的男女关系素称手腕圆滑的人，可是他还从来没有逢到过这样一个铁一般的姑娘。她在巴黎中断了他们的肉体关系，从来没有再恢复过；她对他说过五六次，不要管她，把她忘掉——这是一件他办不到的事情。那么，可恶的是，为什么在这倒霉的时刻，在这大破坏的地方，在这炸弹炮弹下颤抖的城市里，他正肩负着他这辈子最沉重的责任而感到自己被恐惧所吓昏、所阉割的时候，她却扑到他身上来？他比任何东西更怕把自己的恐惧向娜塔丽暴露，除了真的受伤。现在他想，如果他们都活着逃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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