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犯热河以及日本退出国联后，关东军扩展了占领范围：1933年4月初，陆军进入了位于万里长城以南、北京附近的河北省。裕仁进行了干涉，侵犯行动暂停下来，陆军退到了山海关。但是5月7日，陆军再次越过万里长城进入华北。这一次，裕仁事后虽然承认了此次行动，但是向侍从武官长本庄表达了他的恼怒。本庄在5月10日的日记中记述道：“陛下没有阻止这次作战的意图。只是不能容许这种违背统帅精神的行为。”当然，天皇还是容许了，因为他没有别的选择。
当月，关东军司令部发言人声明，热河已被并入“满洲国”。公开声明中没有表明，实际上还合并了河北省和察哈尔省的外围地区。合并的决定既没有得到内阁的事先批准，也不是根据“条约的权利”。5月的最后一天，中国军队的指挥官签署了屈辱的塘沽停战协定，事实上承认了建立大“满洲国”，并在河北东部长城以南建立一个非军事区。至此，西方所关注的满洲事变结束了，至少暂时是这样。
停战协定虽然使充满不安要素的政治和军事形势稳定下来，而对立势力间的冲突反而增大了。中国的抗日游击队继续在“满洲国”征战。此后的4年中，“满洲国”和华北之间的“缓冲地带”被证实并不是一个和平地带，而是关东军不断向长城以内的华北五省施加政治、军事和经济压力的基地。但是，单是这个地区的存在，加上苏联有意向日本出售中东铁路以及英国试图改善对日关系，这些都使裕仁相信国际紧张局势很快就会缓解。
至于蒋介石，为了争取时间加强军队建设和发展经济实力，选择了短期内对日本让步的道路，这位总司令现在可以集中精力与共产党作战了。可是，只要日本军队控制着满洲，并且摆出架势要将国民党的势力清除出华北，中日关系就永远不会恢复正常。无论是蒋还是中国民众都没有让日本的侵略侥幸得手的意思。
在日本，相互争斗的势力也转向了国内舞台。皇道派的将领和支持者们仍然把持着实权，陆军和海军依然不和。在重巡洋舰“高雄号”上服役的28岁的高松亲王在他1933年6月11日的日记中说，陆军中笼罩着一种“法西斯情绪”，政治家们应该对此有所认识。停战协定使天皇很高兴，但是这还不够。“此时，要不为军队的胁迫所动摇，且要抑制财阀的利己行为，要想办法重建和谐之日本。”几个星期后，高松宫记述道：“如今国民财富的九成被大约一成的富人所掌握。”7月21日，他的担忧转到了 “无人能充分理解”的海军力量上，这不仅指“炮击山海关和上海事变”，还包括了整个危机中“陆军和外交的行动能量之大”。之后的几个月中，亲王注意到了海军以及整个社会中不断增长的激进主义迹象。1933年快要结束时，明仁皇太子的诞生使高松宫感到既高兴又轻松，他终于卸下了皇位继承人的重担。皇室血统无恙存续的消息也给国家带来了普遍的宽慰，虽然只是短暂的。
1933年末，国家政策仍然处于不断波动之中，“满洲国”的殖民化未见大的进展，战争的热情却开始消退，而这些都不是军队首脑、官僚和新闻记者所希望看到的。由于担心对军国主义和战争的热情将会逆转，陆军的宣传者们采取了行动。大报的影片制作部门已在竞相出品有关事变的“视觉报纸”，或是新闻纪录片。大阪每日新闻社把它看成是扩大事业规模和提高收益的好机会，制作出一种新型的爱国影片，向国民展示未来一个时期需要做什么。制片人水野新幸解释道：“共产主义和全体主义正处于相互争斗的状态。恐怖行为盛行各地。颓废主义流行，人心归趋不知所之。此时无论如何不能仅靠报纸的社论之类，应该利用我们平时考虑的电影的伟大力量，使国民认清思想混乱的状态和国际形势。”于是，一部受到广泛称赞的纪录片《非常时期的日本》在陆军省的协助下于8月摄制完成，1933年后期在全国各地上映。
“满洲国”会见溥仪皇帝
《非常时期的日本》主要使用1931—1933年初收集到的生动的爱国主义形象的照片和场景，高度弘扬了天皇制思想，即便在今天，也是一部重要影片。在这个电影中，日本军部利用裕仁的精神权威，把扩张主义描写成帝国——以及他们自己——的道德使命。通过放映国民一体的各种感人的视觉影像，重新阐释了20世纪30年代初期的日本极端民族主义的逻辑。
电影由12个部分构成，陆军大臣荒木为其中一半做了旁白，他每次出现时，画面上都推出亚洲和太平洋的巨大地图和日内瓦的图片。荒木把军事力量等同于道义，用神话作为理解事变意义的参照系。他有两个主要的表现，一个是神赋予“神国”的“伟大使命”；另一个是中国与西方列强是日本的敌对势力，妄图孤立日本，阻止“大和民族”实现其“保卫东方和平”的神圣目标。在电影的后半部，荒木从战略和文化两个视点对日本的使命作了更加明确具体的定义。这个使命就是“建设东洋式的和平乐土”，意指建设“满洲国”，在那里实现种族和谐。也就是说，荒木将日本的扩张讲解成了在“满洲国”实现反种族主义的乌托邦，是一种神圣的理想主义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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