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8日，裕仁召集陆海军参谋总长，向他们提出了一个有针对性的建议。他说，战局“正在逐渐扩大，上海的事态变得很严峻，青岛的形势也不稳。在这种状况下，如果多方用兵，战局只能拖延下去。在关键地点，集中兵力加大打击怎么样。”他还说，“以我们公正光明的态度而实行的”和平，只能通过这种巨大胜利才能达到。“不能没有收拾时局的方策。”——在这里，天皇成了他自己幼稚表现的受害者——“不能没有让支那反省的策略。”
参见天皇3天后，统帅部递交了他们答复天皇提问的书面报告。根据这份报告，一场大规模的空战将摧毁中国的空军、军事设施、重要的工业和政治中心。但是只靠空中打击可能不足以使中国的军队和民众“丧失斗志”，日本还将占领华北的某些战略地点，与国民党军队直接交战，占领上海，对中国的海岸进行海上封锁。当时陆军和政府中有些人试图避免全面战争，而海军却强烈主张这个政策。裕仁认可了这份报告，只是对其中的向青岛派兵和占领上海附近的空军基地表示了担心。此时，裕仁再一次积极地，而不是勉强地接受了海军提督的观点，要求他的将军们果断地采取行动。
在8月31日发布的“向华北派遣北支那方面军”的命令中，基于战争很快就结束的认识，裕仁的命令充满火药味：“摧毁敌人的斗志”，“消灭中部河北省的敌人。”但是按照他的意思，命令中删除了向青岛派遣部队的内容。之后的两个星期中，裕仁批准了为增援战斗已陷入僵局的上海地区而准备的6次部队调动。9月7日，天皇批准了部署3个师团和台湾驻军赶往上海前线，同时，出于对苏联的戒备，他命令派遣其他部队前往满洲守卫。第一作战部长石原莞尔少将强烈反对增强部队，因未能阻止而辞职，后被任命为关东军参谋副长。
在中国的战争一开始，就出现了如何定义日本战争目的的问题。1937年9月4日，陆军大臣杉山在对指挥官的训示中指出：当前的事态“与帝国曾经历过的所谓事变完全不同，已经转变为全面战争，对此，必须有深刻的认识。”同一天，裕仁在致帝国议会开会式的诏书中表示，尽管他一直全神贯注于“通过与中华民国的合作来确保亚洲的安定……然中华民国没有完全理解帝国的真意，不断引起事端，最终导致目前的事变，我对此感到遗憾。如今，我的部队正在排除万难，忠勇制敌。这只是为了促使中华民国反省，迅速确立东亚的和平。”
日本需要不宣而战。因为石油、钢铁、棉、铜都依赖从美国进口，日本领导人担心如果日本因为宣战而成了正式的交战国，美国可能会拒绝输出这些战略性物资。以“事变”而不是以战争的名义作战，可以使美国的工业界和原料出口业界回避美国1935年的中立法案和1937年5月被进一步强化的同法案。作为摆脱经济危机的手段，美国商业界急切想继续这些生意。
包括以往的3次对外战争，日本不愿清晰定义战争目的的其他原因，更多属于精神上的。毕竟，日本存在着官方神学，大量神学家，包括大学教授、禅宗和日莲宗佛教僧侣以及政府官僚等都是信者。根据它的阐释：天皇是一个活着的神，是天照大神的后代。日本是道德和正义的化身。它的战争自然也是公正的，永不会侵略。因此，它在中国建立“皇道”的努力，通过“深怀慈悲的杀害”手段——为了大多数人的生存杀掉少数有问题的人，使那里的人们处于天皇仁慈的占领下，这是被占领民众的幸事，绝不是殖民地扩张。自然，对于那些抵抗的人，必须使他们醒悟过来。但是从形式上讲，没有“战争”，只是一个“事变”。
因此，从战争初期，日本政府就反复将“支那事变”称为神圣的战斗，即“圣战”。战斗拖得越久，思想家们就越是坚持用“圣战”这个词。它表达了在天皇仁慈统治下统一世界(“八纮一宇”)，使昭和天皇和天照大神的威光普照世界的国家使命。
军事干涉
到了11月初，中国的战争使近卫首相、天皇和陆海军统帅部清楚地认识到，需要建立一个更为合理更为有效的最高指挥机构，以统制战地部队实施国家政策。10月已经建立了一个内阁计划委员会。11月27日，裕仁在近卫的建议下，下令在宫中成立“大本营”(天皇的司令部)，这是一个纯军事机构，裕仁通过它可以行使大元帅的宪法职权，使陆海军能够更加统一行动。从此，一周中有几天的上午，陆军参谋总长、海军军令部部长，陆相、海相、陆海军的作战课课长和裕仁的侍从武官长都会在宫中商议几个小时。大本营有200多人，最初更近似于一个随意的军官聚会，而非近卫原来所设想的，是一个有效的经营战争并且协调政治和战略的机构。
同时，也是在近卫的推动下，1937年11月19日，组建了一个政府内部的联络组织：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近卫希望陆海军统帅部与政府能进行更紧密的协商。会议的目的是协助将两个军事部门的决定和要求与政府其他部门的政策和对策统一起来。这个联络会议从一开始也是一个临时的，很少召集会议交流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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