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月：随着军部在政治决策中发言权的不断增强，裕仁的政治权力也在增大。首次出席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时，他一言未发，支持对中国采取比陆军参谋总部提议的更为强硬的军事政策，对继续推动战争的主张予以赞同。当中国没有按时答应东京苛刻的条件时，近卫内阁突然中止了协商。1938年1月16日，近卫发表了预先准备的声明，称日本从此不再“以国民党政府为对手。”两天后，他又发表一个补充声明，明确表示撤销承认国民党政府的真正目的是为了“抹杀”蒋介石政权。这个目标尤其得到了海军大臣米内的强烈支持。最重要的是，此后无论是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还是御前会议上，就继续和平谈判这个重要问题，昭和天皇没有支持过参谋本部。相反，他倾向于支持更为强硬的海军路线。
反对在中国进行全面“歼灭战争”的陆军中的反对者们仍试图使他们的观点受到关注。就在近卫发表著名的“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声明的前夜，闲院亲王试图在近卫首相上奏之前直接向天皇上奏一次但没有成功。1月15日晚9∶30，当裕仁终于听取闲院的汇报时，他已经打定主意继续战争而不是进行谈判。“南方还残存一股中国的抗日军队，日本军对此有什么考虑吗？”他询问亲王。裕仁的其他问题是“尽量不出面，以顾问的形式”间接地支持华北的傀儡政权是否更明智，陆军对付“游击战”有什么计划，对“中国的回答”有什么准备等等。裕仁的质询主要都是涉及作战行动方面，但他最后的问题可以理解为是对参谋本部不扩大派的间接而又冷淡的批评，因为他们把已经在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上决定的事情又作为问题重新提了出来。由此，不扩大派再一次受到抑制。在对中国战争的问题上，裕仁与近卫和海军省中强硬的扩大派的观点相同，推动了以武力促使事变早日解决。
进攻武汉
1938年3月，在第一届近卫内阁的领导下，日本对中国的战争陷入了长期的消耗战阶段。中间是近卫首相，左侧是海军大臣米内光政，右侧为陆军大臣衫山元。最后一排左侧是近卫的朋友木户幸一。如今，近卫内阁开始了对中国战争的第二个激烈阶段，本阶段持续到1938年12月。从卢沟桥战役开始到这第二阶段为止，日本官兵的伤亡情况：战死62007万人，负伤159712万人；在中国和“满洲国”死于疾病者总数为12605万人。在随后的2年中，日本战争伤亡人数大幅减少，但仍保持着很高的数字。1939年，战死30081万人，负伤55979万人，到1940年，死亡人数下降了几乎一半，战死15827万人，负伤72653万人。死于疾病的人数仍然相对稳定，平均每年超过115万人。重要的是，无论是军事上或是政治上，日本都丧失了能够控制中国战争的希望。
1938年间，中国华北、华中及华南的主要城市和铁路都被日本陆军占领，辽阔的内陆村庄和山区则成为中国游击队的根据地。在对中国战争将他们视为“土匪”，实际上几乎所有的主力攻击都指向了蒋介石的“国民党”部队。陆军的航空部队也是同样，在此期间他们向中国华北和华中的内陆地区发动了5次长距离轰炸作战。而对共产党根据地延安的军事设施，只是在1939年10月进行过2次轰炸。主要的空袭目标一直都是重庆。直到1941年，陆军才开始大规模轰炸延安。同时，随着1938年10月对武汉和广东的占领，日本军的地面进攻达到了顶点，之后转入了战略防御状态。
在陷入一场僵持战而且看不到胜利前景的情况下，日本领导人坚持进行战争，与其说他们不愿意改变最终目标，毋宁说是似乎已无法改变。在国家总动员、严格的新闻审查和前所未有的高军费背景下，他们开始实施许多和平花招。这些花招的重心在于利用中国国民党与其国内敌人的对立上面。1938年11月，近卫首相著名的建设“东亚新秩序”的声明便是其中最值得注意的一节。近卫表达了他希望通过蒋介石的敌人与中国达成和平的愿望，他所说的敌人就是国民党内部的一派领导人——汪精卫。这种以政治谋略补充军事行动的特别尝试，最终以1940年3月末南京汪政权的建立和1940年11月《日华基本条约》的签署达到了顶点。但是，近卫政府从未真正信任过汪，或者是相信他有结束战争的能力，故而推迟了对汪政权的承认。后来又以条约的形式强迫他将大量的军事、经济和政治特权转让给日本，将他的政府变成了一个傀儡政权，然而在大多数中国人眼里，它们没有任何合法性。
但不管是将重点放在与重庆的蒋介石直接交涉上，还是在南京设置新的傀儡政府，日本为结束战争所作的努力的最终目的在于扩大、巩固战争成果并使其合法化。它的“和平试探”从未明示将为日本军队从华北撤军设定期限，更不要说放弃对满洲傀儡政权的控制了。
1938年7月，日本军计划夏季开始进攻武汉，陆军参谋本部很担心苏联的态度。1938年7月11日，围绕“满洲国”边境上一座山的所有问题，第十九师团长突然与苏联发生了大规模冲突。这次冲突被称为张鼓峰事件，其结果是日本遭到了彻底、损失惨重的失败。当时原田熊雄在日记中记录了裕仁对陆军大臣板垣的批评：“今后，没有我的命令不许调动一兵一卒。”换言之，天皇告诉陆军大臣，这里应该是他负责，可是之后对引发事件的军官根本就没有采取任何惩罚措施。事后不久，当判明苏联军队不会越境反击时，他批准了预定的在中国的进攻战。这是在运用权威进行干涉过程中，他具有选择能力的又一个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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