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3月12日希特勒和霍夫曼教授在贝格霍夫曾进行过一次谈话，谈话的记录我曾见到过，从记录中人们可以了解到希特勒对他过去的工作所持的态度。
记录副本
今天吃午饭的时候，霍夫曼教授向元首呈上一幅水彩画，这是元首1910年的作品，是霍夫曼教授近日在维也纳得到的。
元首：“霍夫曼，但愿这幅画不是你买来的？”
霍夫曼教授；“它是别人送给我的，也就是说人们告诉我，这幅画是送的，不要付钱。”
元首：“这些东西今天也值不了150或者200德国马克。如果有人出更多的钱来买它，就是发疯。我本不想当一名画家，画这些东西只不过是为了能够糊口和学习。这样一幅画当时连12马克都不曾卖到过。我作画的数量是以足够支付生活必需品为限。我每个月的生活费用不超过80马克。午、晚两餐一马克就够。那时我都是通宵学习。我所制作出来的建筑设计图是我宝贵的财产，是我的精神财富，我卖掉了我的画，但从未出卖过我的设计图。必须指出，我今天的所有思想，我的建筑设计都源于我当时在长期通宵达旦的劳动中所掌握的知识。如果说我今天还有可能亲手绘制一座剧院的草图，那么我干起来，头脑并不模糊。所有这一切都应归功于我那时的学习。非常遗憾，我那时制作的绝大多数设计图都丢失了……”
上萨尔茨堡
1944年3月12日
希特勒眷恋他的建筑设计图，不想将它们卖掉，这一点我可以证实。绍布1945年4月底在贝格霍夫清理了希特勒保险柜里的文件并且拿到台阶上焚烧，在这些文件中夹杂着许多希特勒的建筑设计图，我顺手抱起一捆图纸，使其免遭焚毁。但是这些图纸已不在我手。有一半，阿尔贝特·佐勒没有还给我，其余的一半我傻乎乎地卖给了皮克博士。
1942年夏天，希特勒临时迁址到文尼察附近名为“狼人”的大本营。在那里，不管怎样我们还是住进了木板房。
1942年8月14日我自文尼察附近的小米哈依洛夫斯卡“狼人”大本营写给女友的信中说道：
“……”对于你能够理解我思想上的懒惰我真感到高兴。四周以来，自从我们来到新的营地以来我始终没有情绪写私信。实际上，我的身心还是正常的，只是缺少为我填补精神空虚、给予精神刺激的人。非常遗憾的是，这儿笼罩着令人感到沉闷的气氛，简直让你无可奈何。自从读完了本拉特撰写的两本厚厚的书之后，我就没有再读过正经的东西，主要是情绪不稳定，不愿再看书。
给我们看的电影都是老掉牙的、无聊的和没有思想的。我和约翰娜前两天晚上又心血来潮，看了些过去看过的片子，否则的确没有更好的片子可看。乏味的片子看后使人感到受刺激，并且周身不适，天知道这是些什么片子。但尽管如此人们还得看，不然就只有上床睡觉了。现在我简单向你谈一下我们的新营地和我们搬迁的情况等。
7月17日，我们一行约十六七架飞机启程向着东方进发。机场上是一副雄伟壮观的场面，所有的大型飞机都并排停在那里，发动机都已启动，准备起飞，抖动着的机翼和发动机发出的声音响彻天空，直到进入跑道的飞机一架接一架起飞后这种响声才算消失。机长请我坐在驾驶舱里，我欣然同意，因为从机舱里望去完全是另一种景象。从飞机的窗子里向外望，只能看见一面，一小部分，而在驾驶舱里视野却要开阔得多。在这里你明显感到是在飞行。
此外，在飞行过程中跟踪查看地图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这是一门我所掌握不了的科学。我很佩服懂得这门科学的人。说地形貌似地图，这样讲未免太简单了。固然它们有某些相似之处，但实际上具体情况是错综复杂的，难于将二者相互协调起来。比如主要街道，在地图上是用粗粗的红线条标出的，实际却是灰色的，而且不引人注目（最好我也应该了解一下铁道的路段的颜色）。地面部分地被云影遮盖着，在低雾的笼罩中时隐时现，它的归宿究竟何在，无论如何我是搞不清的。
书归正传。经过长时间的飞行之后我们到达了指定的机场。下飞机后我们乘坐一辆克虏伯公司制造的越野汽车继续前进，这种车根本不适合在俄国的道路上行驶。约翰娜·沃尔夫乘飞机时就已感到不舒服，现在又不得不继续忍受痛苦。她已完全精疲力尽，抵达目的地后的初期，她根本无法工作。她的情绪越来越低落，当我们看到办公室时，我的心也凉了。这个房间的左右两侧都有门，分别对着两个洞口。洞中摆着一张带栏杆和行李架的小床。而且办公室又那么窄小，我们实在无法活动。我们的大件行李、巨型办公文具箱、木箱和五台打字机就把房间装得满满的。
我们在黑暗、空气稀薄的掩蔽所里生活的时间足够长了，本来指望能在有大窗户的明亮的房间里栖身。谁知小卧室的窗户只有35—40公分大小，小的简直令人难以想象，而且外面还同上一层铁丝。这个“窗户”对我们的震动是最大的。好在有人还算明智，在我临时住了八天之后，把我调到另一个房间，我总算有了一个象样的办公室，室内还装有挂帘子的壁橱。由于我的精心布置，这个房间——我可以心安理得地讲——是整个营地里最舒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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