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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的起点_叶永烈【完结】(102)

  马林这座“火山”,曾在上海马路上“爆发”过:那是他见到一个外国人欺侮中国苦力,怒不可遏,于是“火山”爆发,跟那个外国人大打出手,可谓“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马林与陈独秀在一起,如两只碗丁丁东东碰撞着。

  据包惠僧回忆,争论的焦点是:

  “马林按照第三国际当时的体制,认为第三国际是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总部,各国共产党都是第三国际的支部,中共的工作方针、计划应在第三国际的统一领导之下进行。陈独秀认为中国共产党尚在幼年时期,一切工作尚未开展,似无必要戴上第三国际的帽子,中国的革命有中国的国情……”包惠僧:《回忆马林》,《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

  第七部分:成立陈独秀返沪出任中共中央局书记 2

  张太雷既理解马林的意思,又懂得陈独秀的心理,因此他在两座“火山”之间调解着,以求缩小分歧……

  就在两座“火山”在一次次会谈中,彼此“爆发”着的时候,十月四日,一桩突然发生的事件,使会谈中断了。

  那是陈独秀返沪之后,上海报纸披露了他的行踪,马上引起了法租界巡捕的注意。

  早在法租界巡捕闯入李公馆的翌日,就正式发出一份公告。一九二一年八月二日《上海生活报》曾揭载:

  “前天(引者注:指七月三十一日),法国警察通知法租界的中国团体说,根据新的规定,一切团体在他们待的地方举行会议必须在四十八小时以前取得警察的批准。”

  显而易见,这是法国警察在七月三十日晚发觉李公馆内“中国团体”在开会而发出的警告式通知。

  从此,法国警察加倍注意“中国团体”的动向。

  渔阳里二号,恰恰又是法租界,在法国警察的管辖范围之内。陈独秀成了密探跟踪的对象——尤其是陈独秀一次又一次与马林密谈,而马林则是密探监控的重点人物。

  十月四日下午,渔阳里二号的黑漆大门忽地响起敲门声。这显然是陌生客人来临,因为熟人都知道进出后门,不会去敲前门。正在客厅闲坐的包惠僧,赶快去开前门。门外站着三四个陌生人,一副上海“白相人”的派头,说是要“会一会陈先生”。

  包惠僧见来者不善,推说陈先生不在家,欲关上大门,那班人便抢着进屋,把正在客厅里的杨明斋、柯庆施都看住。

  陈独秀听见下面有吵叫声,便知不妙,连忙下楼,从后门出走。谁知刚到后门,那里已有密探看守。

  于是,陈独秀和妻子高君曼以及包惠僧、杨明斋、柯庆施五人都被押上警车,直奔薛华立路(今建国中路)法国总巡捕房。

  在审讯中,陈独秀自称“王坦甫”,说是偶然来渔阳里二号,遭到误捕。

  被捕另外四人,也报了假名,掩饰身份。

  不料,在陈独秀等五人被捕之后,邵力子带着褚辅成去渔阳里二号访问陈独秀。褚辅成是社会名流,同盟会元老。一九一七年八月孙中山在广州召开非常国会时,褚辅成是副议长。邵力子和他一进渔阳里二号,当即被密探抓获,也押送法国总巡捕房。

  在巡捕房,陈独秀一见到褚辅成,正要打手势,示意不认识,哪晓得褚辅成已先开口:“仲甫,怎么回事,一到你家就把我搞到这儿来了!”

  这下子,“王坦甫”露馅!

  不过,陈独秀仍旧为另四人遮掩,说他们是在他家打麻将,与他无关。

  陈独秀被捕的消息飞快传进马林的耳朵里。“火山”震惊了,全力以赴营救陈独秀。

  马林请当时上海著名的法国律师巴和出庭为陈独秀辩护。马林还动用共产国际的活动经费,打通法国总巡捕房的各个“关节”,并交白银五百两,人银并保。

  马林又让张太雷联络褚辅成(后来他迅速获释)、张继等社会名流出面保释。

  折腾了半个来月,在十月十九日,高君曼、包惠僧、杨明斋、柯庆施获释;十月二十六日,陈独秀获释。

  经过这次共患难,两座“火山”之间建立起真诚的友谊——虽然有时因意见不合仍会“喷发”,但彼此之间已推心置腹,互以战友相待。这样,作为共产国际代表的马林和作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局书记的陈独秀携手合作,使中国共产党中央局的工作顺利开展起来。

  一九二一年十一月,陈独秀发出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中央局开始正常运转:

  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

  同人公鉴:

  中央局决议通告各区之事如下:

  (一)依团体经济情况,议定最低限度必须办到下列四事。

  (A)上海、北京、广州、武汉、长沙五区早在本年内至迟亦须于明年七月开大会前,都能得同志二十人,成立区执行委员会,以便开大会时能够依党纲成立正式中央执行委员会。

  (B)全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必须在明年七月以前超过二千团员。

  (C)各区必须有直接管理的工会一个以上,其余的工会必须有切实的联络;在明年大会席上,各区代表关于该区劳动状况,必须有统计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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