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彧心目中的曹操，便是这样一个“忠诚”的，志在“匡朝宁国”的曹操，并不是一个诈伪的，以兴汉为幌子而实际上想做王莽的曹操。
这一年，不久以后，荀彧便去世了。陈寿说他是“以忧薨”。荀彧所忧的是什么？陈寿不曾明说。陈寿在下面接着说。“谥曰‘敬侯’。明年，太祖（曹操）遂为魏公矣”。陈寿在语气上暗示我们：因为荀彧死了，所以次年曹操才敢于做魏公。
孙盛在《魏氏春秋》里面，说曹操送了食品给荀彧，荀彧打开盒子一看，里面是空的，便认为这是曹操要他自杀，就立刻饮药而卒。
孙盛不曾举出证据来；所说的这个故事显然是得之传闻。然而范晔写《后汉书》，司马光编《资治通鉴》，均受了他的影响。
就史笔而论，还是陈寿的比较好，虽则有点含糊，不曾明说荀彧所忧的是什么。我看，荀彧所忧的不是自己的性命发生危险，而是汉朝的前途无望。
在曹操的左右，因曹操自封魏公而感觉失望的，不止荀彧一人。他们看到荀彧的下场如此，也就“噤若寒蝉”了。然而私底下总是蕴藏着一肚子不愿意。大家位登朝班，本来是大汉的高官名士。谁甘心跟姓曹的下水，做一名大奸臣之下的小奸臣呢？
崔琰便是这样的一个人。曹操自封魏公之时，他没有什么明白的表示。曹操在建安二十一年四月，又自封为魏王；崔琰仍旧不敢有所表示，却有一个曾经因他推荐而做了小官的杨训，写出一件歌功颂德的表，内容十分肉麻，被“时人”讥笑，认为“希世浮伪”。崔琰叫人把杨训这肉麻的表的草稿拿来看看。看完，写了封信给杨训，信里面有这么几句话：“省表，事佳耳。时乎，时乎，会当有变时。”这几句话，是说：“我省（看了）你的表。你干这件事，也好。表里面提到所谓‘时’，时这个东西是很难说的。时也会变的啊”
有人把崔琰的这一封信，报告曹操。曹操大怒。曹操说：“‘事佳耳’的‘耳’字，在语气上不是好话。至于‘会当有变时’这五个字，更是意旨不逊。”
曹操下令，把崔琰“罚为徒隶”。当时，崔琰官居“中尉”，中尉是魏国的官，相当于汉朝的“执金吾”，亦即负责首都治安的警备司令。崔琰由中尉而突然变成了“徒隶”，跌得很深。徒是罚作苦工的囚犯；隶，就是奴隶。
不过，这一条处罚他的命令，并没有立刻执行。他仍旧住在自己的家里，照常见客，“门庭若市”。曹操派人去侦察他，见到他对宾客谈话之时“虬须，直视，若有所瞋”。“虬须”，是用手卷胡子。“直视”，是两眼发直。“若有所瞋”是似乎在生气。崔琰能够不生气么？
曹操却认为崔琰应该悔罪，不应该生气。于是，再下一道命令，叫崔琰自杀。
崔琰有一位老同事，官居丞相府东曹掾（人事处处长）的毛玠，十分为崔琰不平。有一天，毛玠遇见一家男女老少，披押走在路上，去作“官奴婢”（公家的奴隶与丫环）。他问了一问，原来是这家有一个男子，因犯罪而刺花了脸（黥面），在外地当“宮奴”，做苦工，私逃回家，被本地的官厅发觉，官厅就依照当时的法令，把这个私逃回家者的家属，都逮捕了来，全数处罚为“官奴婢”。
毛玠的一肚子气，遇到这一根导火线便按捺不住，让很危险的“诽谤”的话，脱口而出。他说：“使得老天不肯下雨的，就是这样的事！”曹操的耳目相当众多。任何人有什么不利于曹操的行动或言论，曹操是很快就知道的。曹操受不了毛玠的“诽谤”。就下令把他逮捕，交给“大理”（最高的司法官）钟繇严加讯问（这时候，钟繇已经在关中一一陕西一一做过司隶校尉，安抚了韩遂、马腾，回到许县，升官，做“前军师”，于曹操自封魏公以后，当了魏国的“大理”。魏国与汉朝的诸侯之国不同，有它的三公九卿小朝廷，是汉帝国之內的一个“公国”）。
钟繇与崔琰、毛玠，都是好朋友。他为人也十分正直。他奉了命令之后，又不得不遵命办理，对毛玠严加讯问。
这一次的讯问，在中国的以及世界的司法制度史或司法实务史之中，是空前绝后的“盛举”。钟繇在庭上大发议论，引经据典。说出天旱未必是君王无道，罚民为奴也不是昏君才如此。钟繇表面上似乎是在驳斥毛玠的“谬论”。而言外之意，倒很像是承认毛玠的“谬论”也不无理由。
钟繇面恶心善，在发表一大通“天人之际”的哲学与“家族连带负责”的刑法理论以后，向毛玠提出几个像煞有介事的问题：（一）有哪几个人，和你一同见到那个脸上刺了字的人？（二）这个人的家属被罚作官奴婢，是不是你本来就认识的？（三）你在什么情形之下，见到这些官奴婢？（四）你发感慨。说“使得老天不肯下雨的，就是这样的事！”你是对谁发出这个感慨？（五）那个你对他发感慨的人，回答了你什么话？（六）你发感慨，是在何年何月何日？（七）在什么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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