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松确是误了大事。张松不应该写那么一封不必要的信（有话，尤其是像这样重要的话，应该走到葭萌去当面向刘备讲，怎么可以写信？写了信则一定是委托他人代送，那末，虽不必哥哥张肃发现，也可能被代送此信的人出卖）。
张松与法正在历史上的地位，是很成问题的。不论他们的借口如何，他们对刘璋是百分之百的不忠。
刘璋对法正未加重用，法正不应该因未被重用而出卖刘璋。君子与小人之别，正在于此。君子的处世，是有原则的：合则留，不合则去。不合而仍留，那就该留得很有道德，所谓“为贫而仕”，按照听受的待遇而出力，不必贡献全部的力与智。这叫做，待我以众人，则以众人之身份报之。
上边把我看成了庸碌之辈而不予重用，我只能在下列两种办法之中选择一种：一、不就此职，或辞去此职，在别处另找知己。二、忍气吞声，埋头苦干，做出值得令人刮目相看的成果；同时，骑马找马，注意更好的工作机会。倘若，既已就职，又不辞职，天天大发牢骚而不肯勤于工作，同时又把职务上的机密，卖给长官或雇主的竞争者，甚至勾结长官或雇主的敌人，卖主求荣，那末，不是小人是什么？
我因此要给法正与张松一个千年以下的“论定”：这两人是小人。
法正早该离开益州。他不离开益州，每月照拿刘璋发给他的薪水，却暗中勾进来刘备，把益州卖给刘备！他不是小人，是什么？他而且是小人之中最坏的。
张松，并不曾被刘璋冷落。他当了益州的“别驾”，在地位上仅次于州牧与“治中”，刘璋有什么地方对不起这个张松呢？法正出卖刘璋，已经该死；这张松以别驾的身份而出卖刘璋，更是该死、死有余辜。也许有人会说，刘璋是不值得法、张二人对他效忠的。那末，法、张二人，为什么不早一点离开刘璋？另有一些人，被《三国演义》的纯主观的叙述所迷，以为只有刘备才是值得全中国的人所效忠的对象。小人而能帮助刘备夺取益州，就不再是小人；君子而站在与刘备相反的立场，就不再是君子。
老实说，我个人连刘备本人都不完全佩服。他一生固然做了不少使得我佩服的事，例如救孔融于北海国被黄巾围困之时，对关、张二人的义气始终如一，屈身三顾茅庐，虚心向一位二十七岁的青年才俊请教（我在二十七岁的时候，没有一个刘备来拜访我。现今活到七十一岁，仍旧没有一个刘备上门）。然而，刘备不是圣人，所以也做了若干难以叫我佩服的事，例如，被吕布偷了徐州，不惜厚着脸皮，倒转来向吕布投降；每逢军事失利，就把老婆、儿子一齐丢掉，只顾自己逃命，等等。
刘备不仅不是圣人，而且不是贤人，甚至有时候连英雄都不是。单就夺取益州这件事而论，人家骂他“枭雄”，一点也不冤枉。
依我，刘备该怎么办呢？上策是：为而不有。进入益州以后，劝刘璋下决心，以益州为反曹运动的根据地，广揽天下英雄志士，以有计划的步骤，东联孙权，北取汉中，西结韩遂、马超，第一步椎进到函谷关；第二步请孙权同时出兵，夹击曹操，直捣许县，救出汉献帝。刘备不仅必须言行一致，绝对不盗窃刘璋的益州地盘，而且应该始终以首功让给刘璋，于大功告成以后请汉献帝给刘璋以重赏，自己呢，不妨退隐田园，或留在京城，作一个不大不小的官（所谓大隐于朝）。
中策是，在进入益州以前，就拜托法正、张松之流，代向刘璋把话完全说得明明白白：“我愿意来益州，帮宗兄（本家哥哥）打张鲁，希望宗兄了解两点：（一）我需要足够的兵力与给养；（二）我不是一个以打平张鲁为满足的人。我的志愿是打平曹操，振兴汉室。宗兄在我打平张鲁以后，不妨派人接管汉中郡。汉中郡应该属于益州牧管辖，但是宗兄必须承诺，在我由汉中继续北进，攻取陈仓（宝鸡）以及长安之时，给我以十万兵与给养。否则，我倘若没有由汉中郡进一步对曹操作战的可能，我只得留在荆州，另作准备，请宗兄原谅我无法抽身。打张鲁的事，请宗兄另找別人帮忙。”
下策是：不接受刘璋的邀请，也不理会法正，干脆始终与刘璋为敌，从荆州进军攻打益州。这一个策略，执行起来相当吃力。因为，攻益州是仰攻，对方的守军不仅是居高临下，以逸待劳。然而，这虽则是下策，却仍不失为一种策略。这至少是一种堂堂之鼓、正正之旗的行动。
比下策更不如的一种办法，便是：先和刘璋做朋友，答应替刘璋打张鲁，接受刘璋的礼遇和厚待，而终于突然翻脸，以怨报德、杀害刘璋的爱将畅怀与高沛二人，不践言向北进军打张鲁，反过来向南进军打刘璋。这是一种什么作风？也许有《三国演义》的读者，还要替刘备辩护，说：“刘备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呀。为了打曹操，不可没有益州这大块地盘。为了取得这一大块地盘，只好暂时对不起刘璋一下了。”
我也读过《三国演义》，我也认为刘备比曹操好，而且好得多。但是，我绝对不赞成刘备或任何人，只顾目的，不挥手段”。目的是正义，而手段与正义相反，如何说得过去？并且，用反于目的之手段，以求达到反于手段之目的，又怎么能够达到？古语说，“南辕北辙”，正是指的这种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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