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一个女人，为了家庭，为了个人利益，吴三桂那曾经暴露过的人格弱点在关键时刻又一次“浮出水面”。此时的他，完全忘了民族大业与国家利益，也忘了自己的身份及举足轻重的地位，只是凭着一时的冲动、听任自己的本能决断行动。
如果大顺农民军严厉监守他的家人不让离京，如果吴三桂没有遇到他的家人，或者不是在永平以西的沙河驿这一足可回旋的地方碰上，那后来的发展又将会是一番怎样的情形呢？
无法假设，我们只能循着已然发生的一切继续追寻。
一阵暴怒过后，吴三桂调转马头，第二次循来路迅速返回。
他要重新夺回山海关！
的砝码本来已经倾向了大顺农民起义政权这一边，然而，却又稍纵即逝地偏向了清廷统治那一边。
大顺政权与成功、胜利擦肩而过、失之交臂，永远失去了一次难得的天赐良机。以此为转折，他们开始走下坡路了，总是被一些无法摆脱的失意与失败追赶纠缠，一天天地走向衰落，直至彻底覆亡。
这一切罪责，到底由谁造成？
难道是李自成的失误吗？显然不对，他早就意识到吴三桂这颗砝码的重要，即使错过这一机会之后，他还想尽力挽回，一而再、再而三地招降吴三桂，也就是说，他已尽了自己的最大努力；是李自成部将之过吗？也不对，他们是无辜的，只不过严厉执行了大顺政权制定的一项政策而已；那么，承担罪责的就该是抢走陈圆圆的刘宗敏了？也不尽然，作为一员武将，抢走个把女人也属“无伤大雅”之举，好像也在情理之中；看来，这引狼入室的罪责就只能算在反复无常的小人吴三桂一人头上了？似乎也不能够，如果设身处地为吴三桂想想，既要招降他，又要拷打他的父亲、占有他的财产、抢走他的女人，他的发怒、他的选择不也属人之常情吗？当时，如果他不返回山海关，而是继续进京，等待着他的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命运与结局呢？还真难以预料呢……
不是一个任人装扮的侍女，然而，它也会不时地展示一些奇光异彩、奇风异景来迷惑后人。
在这一连串的人物与事件中，到底是哪里出了毛病？该谁承担的责任与过错？
应该说，这些重要人物都难辞其咎，相应地负有某种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这笔账又不能算在某一个人头上。正是一连串的偶然巧合与复杂多变的微妙因素构成了一股强大的合力，左右了砝码的位移，改变了的航向。
举足轻重的砝码 四
吴三桂率领他的关宁铁骑旋风般地扑向山海关，向毫无戒备的农民军发动了猛烈进攻，很快就消灭了几乎所有的守城及增援部队，山海关又一次落入他的手中。
吴三桂重占山海关之举无疑是一份宣告与大顺政权彻底决裂的“白皮书”，将自己完全推向了农民军的反面。此时，站在山海关之上的吴三桂再也没了先前的志得意满，而是显得烦躁不安、忧心忡忡，他所面临着的，将是一场无法避免、命运未卜的与农民起义军的生死大搏斗。他虽然收编了两万多农民起义军，又招募了数千新兵，加上原有的三万多人马，共计六万多人，表面看来，兵力似乎相当可观，但仍无法与强大的农民军抗衡。为了保存自己，除了依附清廷一途外，他已无路可走。
然而，他还是不想“认贼作父”，背上投靠异族的千古骂名，便采纳了部将胡有亮的“借兵之计”——不是向清廷投降，而是借来对方的兵力，“共歼李贼，事成则重酬之。”
以往是清军诱降吴三桂，这次却是吴三桂主动致函，说得好听一点是“借兵”求援，但明眼人一看就清楚，这是身处绝境中的卖身投靠之举。
清摄政王多尔衮接信，不禁喜出望外。父兄两代人苦苦血战都难以打开的雄关，如今这把入关的钥匙却神奇般地落到了自己手中，怎不让他如获至宝欣喜若狂？几乎没有半点犹豫，清廷就定下了出兵大计。
山海关实在是太重要了，为了保住刚刚夺得的胜利成果，李自成不得不亲率精锐大军向山海关扑来。同时，他还将吴襄及明太子带在军中，再次招降吴三桂。
李自成抢在多尔衮之前到达山海关，命吴襄阵前致书劝降。
吴三桂心里清楚，清军此时正火速奔驰赶来援救。他已没了退路。为了自己，他不仅忘了国家利益、民族大义，即使面对年迈的父亲，也没了过去的孝慈之心，表现一副人间少有的铁石心肠。他回复父亲道：“父既不能为忠臣，桂亦安能为孝子？桂与父诀，请自今日。父不早图，贼虽置父鼎俎旁以诱三桂，不顾也。”
于是，一场势不可免的大战终于爆发了。
吴三桂兵弱，农民军自然占了上风，关城眼看就要陷入农民军之手。这时，多尔衮的增援部队也已赶到。然而，足智多谋、机心颇深的多尔衮并没有及时地投入战斗，而是迫使吴三桂入彀：以便于识别为由要求吴三桂及其部属剃发，变名义上的借兵为实质上的投降。
一边是李自成的农民军愈攻愈猛，一边是多尔衮的要挟施压。吴三桂前不能进，后不能退，只得“束手就范”。以他为始，全体官兵一律剃发，一时来不及者则以白布斜束项背令清军辨识。然后开门揖盗，将多尔衮的清军迎入关内。吴三桂一厢情愿、以求两全的所谓借兵之策，至此全然失败，变成了地地道道的归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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