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封建帝王之所以在诸子百家中看重、选择了儒家，也因儒家有利于他们的统治。对此，梁启超在《中国古代学术思潮之演变》中写道：“周末大家，是与孔并者，无逾老墨。然墨氏主平等，大不利于专制；老氏主放任，亦不利于干涉，与霸者所持之术，固已异矣；唯孔学则严等差，贵秩序……于帝王驭民最为适合，故霸者窃取利用之，以宰制天下。”
儒学在董仲舒之前还只能算是一门学问，而一旦定于一尊，就成了一种“教”。教者，唯有一套凝固的模式，而少有发展与创新，比如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它们的教义自诞生之日起就已明确，后人所能做的，就是诚惶诚恐地信奉。当然，为了适应时代，少量的改造也是有的，但万变不离其宗，教旨的框架与规范是怎么也突破不了的。人们之所以将儒家、儒学称为儒教，也在于它具有这种“万变不离其宗”的“功能”。
董仲舒对儒家的功劳似有两件，一是向汉武帝提建议，另一件便是将一辈子的心血耗于春秋公羊学的研究之上，并用它对儒家的学说加以改造。孔子的第一次改造使得原始儒学成为世俗儒学，而董仲舒的第二次大的改造则更是使它由早期的形而上“沦落”为统治者的一门地地道道的“驭民”工具——政治儒教。
董仲舒改造后的政治儒教影响了汉代及以后的政治、伦理、、经济等方方面面的内容，改变了我们脚下这块赖以生存的土壤，在此不得不略加阐述：
一、天人感应。这是董仲舒以阴阳五行原理为基础构建的一套宇宙模式论，他认为，天地之间充满着阴阳和五行之气，人生活在地面，与天隔着一层气，气是天和人的中介，人与天正是通过阴阳与五行之气进行精神层面的交流，相互感应，息息相通。天有所变，人有所感，只要细心体会，就不难发现两者之间的对应关系。由此看来，若说董仲舒改造后的儒家没有形而上的思辨色彩，似乎多少有点冤枉了他。只是他的这种宇宙论模式完全是为政治服务的，比如他将天人感应、阴阳相克用于求雨止雨，以《春秋》推导灾异之变。发展到后来，经学中的神学因素与谶讳迷信相结合，成为两汉之际的一股思想浊流。这种与宗教巫术类似的畸变思想，其实质就是一种拙劣的骗术，它造成了中国史上极大的迷误。而始作俑者就是董仲舒，这种发展的结果恐怕是他本人也没有想到的。
二、平均主义。这与董仲舒的中和之理、阴阳平衡密切相关，他认为的动乱之源就是贫富不均，两极分化，因此，治乱之本就在于调整平均，缩小贫富差别。然而，他的这种平均只是经济的平均，与无关，他一再强调人们的地位应有所区别，贵贱应有不同的等级，服装应有区别的标志，朝廷应有不同的座位，民间应有尊卑老幼的顺序。如果形成规定，就有章可循，各就各位，不会竞争，更不会闹出乱子。孔子曾说过“不患寡而患不均”，而董仲舒第一次将这种思想形成具体化的措施献给帝王，成为实施的制度。于是，劫贫济富、平均主义的思想与行为一直影响至今。
三、性三品论。董仲舒将人性分为上中下三等，即所谓的圣人之性、中民之性、斗筲之性。他的三性说对后代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逐渐演变为“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在南宋朱熹手中又变成了“天理”与“人欲”的关系。宋明理学家的“存天理，灭人欲”，便可在董仲舒身上找到清晰的发展脉络。
四、义重于利。董仲舒提出了一个他认为具有普遍意义的原理，那就是“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这一思想为历代儒者所推崇，朱熹曾将这两句写入《白鹿洞书院学规》之中。重义轻利，在中国古代一直占据主导地位。
五、三纲五常。董仲舒认为：“天为君而覆露之，地为臣而持载之；阳为夫而生之，阴为妇而助之；春为父而生之，夏为子而养之……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后世儒家据此概括为君为臣纲，夫为妻纲，父为子纲。除仁、义之外，董仲舒还强调了智的重要，加上礼、信，便是仁、义、礼、智、信这所谓的“五常之道”。三纲五常，是其后封建宗法统治的思想主线，广大民众特别是妇女深受其“吃人”之害。
六、以《春秋》为准绳。儒学以《周易》的无所不包为源，一到孔子手中去掉形而上的内涵，再到董仲舒手里仅以《春秋》一经为标准来衡量世间一切物事：他以《春秋》中的“爱人”反对一切战争，以《春秋》之褒贬明华夷之辨，从《春秋》中体会仁义之法，以《春秋》为例裁定诉讼、判断案情，以《春秋》的用词谨慎表达是非观念及好恶情感……一句话，《春秋》就是儒教的根本，他一辈子耗尽心血为之研究的就是春秋公羊学。董仲舒定儒家于一尊，其他诸子百家的身影便模糊了、消失了，天地也因此而局促了；他只重儒家六部经典中的一部《春秋》，使得探索的空间更为狭隘；最后又缩小到只选择、研究《春秋》三传中的其中一门公羊学，那进入的孔洞与探讨的范围实在是窄之又窄了。董仲舒框定的这一研究模式与发展轨道无形中限制、束缚了一代又一代后人的目光与手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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