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跋宏早就想大干一番了，他一直憋着、忍着，直等到二十四五岁冯太后辞世，才有了真正的出头之日。那积聚、压抑着的内在潜能一旦喷发出来，便汇成了一股沛然莫能之御的强大力量。对此，《魏书?高祖记》记载道：
及躬总大政，一日万机，十许年间，曾不暇给，殊途同归，百虑一致，至夫生民所难行，人伦之高迹，虽尊居黄屋，尽蹈之矣。
听览政事，莫不从善如流。哀矜百姓，恒思所以济益……赏必躬亲，不以寒暑为倦。
拓跋宏完全掌握朝政后，所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将北魏首都从平城迁到洛阳。
他大力推行的改革内容，我们可以将其凝练地用一个词语概括——全盘汉化。迁都洛阳，表明了他全盘汉化的决心，也是他改革能否彻底、能否成功的一个转折与标志。
鲜卑拓跋部落发源于遥远的边陲之地，他们的人口本来就少，进入广袤的中原后，必然成为一支少数民族。如果仅仅限于抢劫，他们自可来去如风，完全保持着过去的那种野蛮的游牧生活及习俗；然而，若是长期占据中原，在这块土地上生活下去，他们就不得不调整、改变过去的生存方式，由游牧生活变为先进的农业耕作。
就鲜卑拓跋氏的发展进程而言，早在北魏之初，就已开始逐步采取汉化政策了，他们南侵的速度、深入的进度与汉化的程度几乎呈现出一种同步发展的态势。
鲜卑拓跋部南下，已有过迁都的。道武帝拓跋建立北魏时，定都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北），后于公元398年迁都平城。也就是说，平城也是北魏统治者迁都的产物。随着帝国疆域的扩张，平城的发展建设很快。至孝文帝时，平城作为北魏都城已近百年，城内“里宅栉比”，已颇具规模。平城，是北魏从游牧向农耕过渡的一个缓冲，它处于两种文明的交接之地，这里的气候、草原比较适于畜牧业，也具农耕文明的特点。从平城北上，可以抵御柔然入侵；南下，可以对中原形成席卷之势。最为重要的是，这里便于拓跋氏集中武力，加强对中原地区的统治。
如果仅仅局限于现有的地盘与统治，平城于鲜卑而言，自然是一个较为理想的定都之地。然而，随着形势的发展，北方柔然、高车的威胁业已解除，南方的领土在不断扩大，具有雄才大略之气的孝文帝拓跋宏已明确了北魏的战略目标——南伐齐朝，统一中国。平城，作为北魏的政治、军事、中心，显然已不再适应当时的战略发展目标。平城地处黄土高原东北部，这里气候寒冷、土地贫瘠、风沙严重、十年九旱，自然条件相当恶劣；平城北靠阴山，西临黄河，东有太行山，东南部排列着呈多字型构造的恒山、五台山、太岳山，交通极为不便；而最主要的一点，是这里的鲜卑贵族集中，他们思想保守，生活腐化，坚持鲜卑旧俗，已形成了一股反对改革的顽固势力。
由此可见，北魏如若发展，就必得改革；而改革的关键所在，就是必须离开平城，迁居中原。当时有邺、长安、洛阳等三个地点可供选择，拓跋宏经过一番权衡比较，目光最后落在了居古代“天下之中”、气候比较温和的洛阳。他之所以看重洛阳，恐怕最主要的是因为这里的汉族士大夫数量最多，为汉之中心；另外，洛阳接近南朝，也便于他随时用兵，“南荡瓯吴”，实行一统天下的雄心。
只有离开保守势力的大本营，才能顺利地推行全盘汉化的改革方略。这不由得使我们想到了民国初期的迁都之议，孙中山等革命党人拟将国都从北京迁至南京，远离封建根深蒂固的大本营，以推动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惜乎这一迁都之议最终未能实现。
拓跋宏深知，如果贸然提议迁都洛阳，必然遭致鲜卑贵族的强烈反对。南迁，就意味着他们放弃现有的家业，放弃已然习惯了的生存环境，放弃骑射游牧的“武功”之长……不少鲜卑贵族认为，北魏的天下是以平城为据点一点一点从马背上打下来的，如果离开平城，就很有可能失掉他们好战勇武的民族特性，不仅难以统治汉人，反而会被他们同化。一般鲜卑人并未像拓跋宏那样从小就接受过汉的熏陶与教育，他们对汉常以征服者居高临下的姿态抱有一种藐视小看、不以为然的态度，也没有拓跋宏心中的那种危机与紧迫感。他们只要能够压制汉人，为所欲为、自由自在、作乐享受就心满意足了。因此，拓跋宏不无忧虑地说道：“北人恋本，忽闻将移，不能不惊扰也。”如果强行迁都，弄不好，很有可能会酿成一场无法收拾的内乱。为了达到顺利迁都的目的，拓跋宏不得不费尽心机，反复考虑，定出了一个相当巧妙的万全之策。
公元493年5月，孝文帝召集群臣，宣称南伐萧齐。他命太常卿王谌占卜南伐吉凶，结果卜得一个“革”卦。于是，拓跋宏大声说道：“汤武革命，应乎天而顺乎人，吉孰大焉。”鲜卑元老、皇叔任城王澄当场提出异议，马上就被他厉声压制下去。退朝后，他又单独召见任城王澄，两人推心置腹地交谈。孝文帝说平城虽然是一块用武之地，但不可达到“文治”之效，他想以南伐为由迁都洛阳，移风易俗，“因此光宅中原”，希望能得到他的支持。召见的结果表明，任城王澄非但不再反对，还变成了迁都的积极拥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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