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的恢复与发展，是贞观之治的主要特征。李世民曾说过：“国以民为本，人以食为命，若禾黍不登，则兆庶非国家所有。”他深知农业是中国封建最主要的生产部门，将其置于突出的显著地位，制定了一系列恢复发展农业的政策：推行均田制与租庸调法，注意轻徭薄赋；重视劳动力，不夺农时；兴修水利，抵御自然灾害；设置义仓，存粮备荒；平抑物价，避免谷贱伤农……通过这些措施，广大农村很快就出现了“风调雨顺，年登丰稔，人无水旱之弊，国无饥馑之灾”的景象。
在经济管理方面，受传统哲学思想——整体思维、形象思维、模糊思维方式的影响，中国古代封建较少使用过先进而科学的数字化管理，难以见到有关精确的统计数目。出现在我们眼前的，治世盛世总是“安居乐业，国富民丰”；衰世败世则为“民不聊生，生灵涂炭”。贞观之治的到底如何清明，经济繁荣到何种程度，我们也只能从类似模糊的语汇中感知。关于贞观年间的升平景象，《贞观政要》有所记载，我们不妨抄录如下，以供读者参考：
官吏多自清谨。制驭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迹，无敢欺侵细民。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尚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又频致丰稔，斗米三四钱。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自山东至沧海，皆不赍粮，取给于路。入山东村落，行客经过者，必厚供待，或发时有赠遗。此皆古昔未有也。
李世民在短短的时期内就使得历经战乱、衰败倾颓的出现“风调雨顺，年登丰稔”的大好形势，并一再被后人提及称颂，可以想见其成功之巨。国力的强盛当以生产力与经济的发达为基础，唐代是中国古代封建最为强盛的时期，而贞观年间又是唐代的典型盛世，据此，我们可以将贞观年间的生产力与经济视为古代最为昌盛的繁华时期。
善于用人与纳谏，是贞观之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李世民所重用的人才中，有太原起兵时就一直追随左右的功臣高士廉、长孙无忌等，有参加过农民起义的将领程咬金、秦叔宝等，有隋朝的旧时官吏封德彝、宇文士及、虞世南等，有进军关中建唐时搜罗的才士李靖、房玄龄、杜如晦等，有在统一战争中收编的俘虏尉迟敬德、褚亮、李百药等，还有原属李建成、李元吉集团的对手魏征、薛万彻、冯立等……只要是真正的有用之才，都被李世民搜罗在自己身边，使得物尽其才，人尽其用。
李世民的虚心纳谏，主要表现在以谏臣魏征为镜，时时观照，闻过必改。对此，他曾概括性地说道：“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在李世民的主动求谏及开明政策引导下，朝臣们都可直抒己见，出现了中国封建少有的君臣“共相切磋”政事的融融泄泄局面。这样一来，贞观时期的政令也就比较符合实际，超出了历代封建王朝人治传统的一般水准。
贞观之治的突出政绩，还反映在经营边疆，发展与周边少数民族的关系之上。唐朝草创时期，曾不得不委曲求全而称臣于突厥部落。李世民刚刚夺权，就受到了东突厥的凌厉进攻，连都城长安也受到了威胁，不得不“倾府库赂以求和”。为了雪耻，在经过三年时间的励精图治与准备工作之后，李世民派遣六路大军反攻，一举扫平东突厥；他还首创羁縻州制度，将投降的东突厥安置在东自幽州、西至灵州的广大地区。东突厥曾称霸西北，势力十分强大，唐朝将其剿灭后，“四夷君长”慑于声威，一齐奏请李世民尊号为“天可汗”，成为古代中华各族认可的共同首领，建立了一个“东西九千五百十里，南北万六千九百十八里”的多民族国家。面对李世民取得的功绩，就连逊位后一直郁郁寡欢的太上皇李渊也不得不承认儿子超过自己：“汉高祖困白登，不能报；今我子能灭突厥，吾托付得人，复何忧哉？”在庆贺酒宴上，他情不自禁地“弹琵琶”“起舞”，发自内心地说道：“胡越一家，自古未有也！”
此后，李世民又经营西域，控制吐谷浑，将高昌纳入大唐版图，与吐蕃和亲。唐代和亲与汉时和亲不同之处在于，唐朝是在势力强盛打败吐蕃进攻之后，在松赞干布的遣使请求下，化干戈为玉帛，将文成公主远嫁西藏；而汉朝和亲则是军力不及匈奴时的一种迫不得已的以女人为“宝物”的“贿赂”之举。颇有意味的是，中国古代封建强大时往往能够接受、采取和亲政策；一旦弱小时，就变得格外脆弱而古怪，将自己封闭、局限在狭窄的空间与狭隘的意识中妄自尊大。
李世民的开明伟大、唐朝的恢弘强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够以一种开放的态势、一种博大的胸怀迎接八面来风，吸纳一切异质文明，兼收并蓄。唐太宗时，五品以上的少数民族官员就达一百多人，几乎占到了全部政府官员的一半左右。唐时长安，不仅容纳了中华各少数民族，迁入了上万家“胡人”，还居住着波斯、天竺、大食、爪哇、伊朗等各国民众，几乎接受、包容了当时的一切先进文明，说它是一座世界大都市，半点也不夸张。唐以前，外来只是通过丝绸之路一点一点地进入融化，而唐朝则是采取“全盘接受”的态势，从饮食到服装、娱乐、珍玩、风俗等，大规模地涌进引入，为我所用。从上到下，弥漫着一股浓酽的“胡风胡气”。中国古代上还没有哪个时期像唐朝那样融入了如此巨大的，世界著名汉学家、美国学者谢弗在《唐代的外来文明》一书中，将涌入唐朝的“舶来品”分类开列了一个“清单”，达数百种之多。重要的不是这些物品本身，而在于它们对人们的思想观念及行为方式所产生的影响，也就是对大唐、的深刻作用。李世民出生于胡汉各族相互同化的时期，他的先祖就有混血“嫌疑”，有人一再考证确认李氏家族出自拓跋族之后，唐皇族的多次乱伦之事似也与遗存下来的“胡风”具有某种关联。朱熹就曾说道：“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因此，唐朝的繁荣昌盛、的卓著优异是不同血统、不同文明相互碰撞、“杂交”的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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