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李世民与魏征的关系而言，也并不是后人描写、形容的那么密切融洽。魏征原为李建成的东宫“智囊团”主要人物，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严厉责问他：“汝离间我兄弟，何也？”魏征慷慨自如地答道：“皇太子若从臣言，必无今日之祸。”李世民认为他是一个难得人才不忍加害，也为了安抚山东政治集团，稳固刚刚夺取的政权，就跟他封了一个詹事主簿的七品小官，具有谏议大夫的地位。
从此，魏征成为李世民统治集团中的一员，并日益受到他的赏识与倚重。而魏征作为一名昔日敌手，也只有通过进谏这一独特的方式向唐太宗表示自己的忠诚。
不论谁人，都喜欢听一些恭维自己的话语，对批评与指责总是不那么高兴。这是整个人类无可更移的内在本性与痼疾，并非某一个体的弱点。进谏就是对李世民的约束，而皇权是至高无上不可动摇的，说得多了，说得过了头，免不了会惹得李世民内心不悦。
贞观六年（公元632年），李世民在一次罢朝后回到内宫，不禁怒气冲冲地说道：“魏征这个田舍翁，老是挑刺，我哪天一定找个机会将他杀了！”长孙皇后闻言，忙在一旁劝道：“常言说得好，君王英明，臣下正直。现在魏征刚直，是因为陛下英明的缘故呵！”一番巧妙的劝说才使得魏征免除了一场杀身之祸。
慢慢地，魏征也感到了李世民态度的微妙变化，就想从政治的漩涡中心抽身引退，以“目疾”为由，多次请求罢相免官。“太宗难违之，乃拜征特进，仍知门下事。”此后，他便以一名散官身份参予朝政。
魏征自然清楚人性深处那根深蒂固的弱点，他的进谏，主要是凭着自己的独具慧眼与忠诚正直。尽管如此，也不得不如打擦边球似的心存侥幸、如踩钢丝绳似的小心翼翼。谏臣只能通过语言约束皇帝，而皇帝却握有谏官的生死大权。
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元月二十三日，魏征病逝，享年六十三岁，落了个善终。死前，唐太宗将女儿衡山公主许给魏征之子魏叔玉为妻，得到了一个大臣所能获得的最高荣誉。李世民更是思念不已，还写了一首情真意切的缅怀诗：
劲条逢霜摧美质，台星失位夭良臣。
唯当掩泣云台上，空对余形无复人。
然而，就在魏征死后仅只三个月时，就因一桩被人揭发的谋反案牵涉其中。李世民对这面“镜子”顿时产生了怀疑，联想到他生前的多次直言犯上，潜意识里生出一股不可抑制的莫名怒火，不仅“手停婚诏”，公主不再嫁往魏家，还砸毁了他亲手撰写的魏征墓碑。对此，陈寅恪先生在《金明馆丛稿初编》中曾一针见血地写道：“幸其事发觉于征已死之后，否则必与张亮、侯君集同受诛戮，停婚仆碑犹是薄惩也。”
谏官魏征如果不是早死三个月，谁也不能担保他能寿终正寝。
没有权力制约权力，仅以诤谏的方式约束统治者内心深处的“人性之恶”，其作用实在是微乎其微。
魏征一死，唐太宗更是听不进逆耳之言了，他的思想、行为都开始退坡下滑。不再以民生为重，骄傲自满，好大喜功；生活上也抛弃了过去的节俭，大兴土木，劳民伤财；最为严重的，是他步隋炀帝之后尘，劳师远征进攻高丽，走上了穷兵黩武的道路。
中国的皇帝大都是一些半截子英雄，这是封建政体决定了一种“宿命”。有唐一代，要数唐玄宗李隆基最为突出，前半世改革弊政，出现了开元中兴的大好局面；后半生以安史之乱为转折，使得整个唐朝也开始由盛到衰。李世民虽然没有李隆基那么严重，但也有点“虎头蛇尾”的味道。
隋炀帝三伐高丽损失惨重，直接导致了隋朝的覆亡。唐太宗吸取前朝教训，与朝鲜半岛上的高丽、新罗、百济三国友好往来，他们都向唐朝纳贡。三国相互间虽不断征伐，但唐太宗始终保持谨慎的态度，不轻易介入朝鲜内争，只是派遣使节调停。
贞观十七年九月，新罗使臣向李世民报告：百济与高丽联合，切断了新罗与大唐间的贸易通道。李世民派员调解、警告不成，为使小小蛮国知道大唐天子之威，断然下诏亲征高丽。
战争之初，唐军攻克了不少城池，却受阻于安市城下，损失惨重，“六旬不能克”。冬天一到，天寒地冷，唐太宗只好下令退兵，无功而返。
几乎战无不胜的常胜将军李世民却在晚年“以天下之众，困于小夷”，通过一次败仗来结束自己的戎马生涯，不亦悲夫！
只有这时，他才想起了魏征，不禁悔恨地说道：“魏征若在，不使我有是行也！”马上恢复了魏征的名誉，并为他重立墓碑。
其实，房玄龄死前曾为此上过一份遗表，大意是说朝鲜内乱不干唐朝之事，如果劳师动众，只能是内为亡国之主隋炀帝报仇，外为新罗小国雪恨，可谓师出无名，即使取胜，也是“所得者小，所失者大”。
然而，唐太宗压根儿就听不进去。没有强制约束，此时的进谏已成一纸空文，只有帝王那不可捉摸的个人好恶与感情倾向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唐太宗的半截子英雄，东征高丽失误便是一个明显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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