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文王死，儿子姬发继位，是为周武王。又经过几年的充分准备，周人羽毛渐丰，实力足与殷商抗衡，武王九年，大会八百诸侯于孟津，这才正式举起反叛商朝的大旗。“孟津之誓”不到两年，也就是大约公元前1057年，周武王亲率大军伐商，势如破竹地攻入商都朝歌，迫使商纣王自焚身亡，接管了商朝的统治，控制了商朝的所属地区。这年，周王朝在新都镐京正式建立。
传统的“上帝之手”四
周文王的事业主要包括两个部分，一是兴周灭商，二为创作《周易》。而这两个部分又是那样地密不可分，它们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贯串于他生命的始终。他完成了他的使命，剩下的事，就该由后人来做了。
周文王虽然从未正式举过反商大旗，但他奠定了推翻商朝的雄厚基础——西周以一个蛮化小邦的身份崛起渭上，占据了“三分天下有其二”的绝对优势，并在《周易》中明确了反商灭商的政治纲领及兴周建周的未来蓝图。周武王正是在乃父的基础之上大举兴兵挺进中原，代商而立，一跃而成为华夏民族的实际统治者。
周王朝存世八百多年，在野蛮与征服、融合与发展、文明与进化等方面经历了一番长期、艰难而痛苦的碰撞，尔后转化、定型、积淀为一份丰厚的民族遗产。
周代承续夏商的天神崇拜与祖先崇拜，将它们融为一体，发明了一套依靠血缘关系而建立的宗法制度——融族权与政权合为一体的家国同构模式。 国君集天地人神、政德君宗于一体，是广大民众最高最大的家长，他以王权为中心，把宗教、政治、军事、经济等所有职能紧密结合在一起，严格贯彻到家族与家庭之中，形成一套礼乐有序、尊卑有差、上下有别的等级制度，并将这种宗法制度推向专制集权的道路。为此，西周在殷商统治的基础上，建立了一套庞大而精致的宗法制度和官僚机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王土王臣，又为周朝姬姓一家所有。家是国的缩小，国就是家的扩大。于是，西周在政体上实行分封制，将一块块土地分封给姬姓家族成员，形成一种小家、大家、国家相互融合的大一统“金字塔”式统治结构。并用一套与之适应的文明礼仪治理国家、统治人民。
我们常说华夏是一种早熟，其政治早在西周时期就已基本定型了，尔后便香火不断，影响中国长达几千年之久。它留下的遗产主要包括王权的政治与宗教合一、政治与宗族合一，王权的金字塔统治结构，王权的嫡长子世袭制，政治组织系统的尊卑有序，政治指导思想的道德伦理化等等，直到今天，仍有一道脉脉余晖斜照在东方的中华大地。
西周，是华夏本体的形成之时，也是孔子心中典型的美好，他曾发自内心地说道：“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作为中国传统主流并影响至今的儒家学说，正是从西周的土壤中吸取了充分的养料，不少思想直接源于《周易》，有着一脉相承的“血肉”关系。
周文王所推演的《周易》，虽较以往是一次突破与超越，但当时肯定还只是一个大致的框架与雏形而已。《周易》，其实可以将它拆解为两个部分，一为卦爻符号，它们由伏羲八卦两两相迭组成六十四卦，每卦六爻，共三百八十四爻，这是一个固定的不可更改的框架与结构；另一部分就是卦辞和爻辞，即对六十四卦及三百八十四爻的解说。解说部分由文字组成，当然也是一些符号，只是卦爻符号是一个高度凝练、抽象、简洁的符号，而文字符号要具体、复杂得多；卦爻是固定的，而文字则是灵活的；卦爻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对它的解说则因人、因时、因地而异，那么记载解说的文字符号当然就有所变化。于是，后人就在周文王所搭建的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的框架内，进行着一些增补、充实、更改的工作，使它变得更加规范、规整、正确。经过一大批有名或无名人士的共同努力，慢慢地就达到了较为完善的程度，形成了一个大众能够普遍接受的版本，这就是流传至今的《周易》。
《周易》，本来是一部巫术占筮之书，既有神秘主义色彩，也有理性主义光芒；既有迷信的因子，也有科学的成分；既有面对上苍的诚惶诚恐与跪拜依附，也有作为大写的人的自信与自豪。因此，早年的孔子对其不屑一顾，后来才窥其堂奥，发现它包容广大，望之弥高，钻之弥深；秦始皇焚书之时，凡秦记以外的史书及诸子百家之书都要烧毁，只准留下医药、卜筮、种树之类的书籍，秦始皇将它视为一部普通的卜筮之书，这才逃过了一场厄运。正如《周易》的结构可以拆解为卦爻与解说两个部分一样，它的内容也有两套不同的语言系统：一套是有关卦象爻象及占筮方法的，它叙说的是如何预测人事、推导未来；另一套则是关于宇宙世界、人类的，它向我们解释宇宙的衍化法则、人类的起源及其发展规律。战国后，《周易》的两套语言体系便逐渐分离开来，其占筮方法被数术家所引用，它对宇宙、、人生的阐释与解说则为文人学者所器重。春秋以降，人们把《周易》与卜筮过程完全分开，将它作为直接阅读的文本，并逐渐经典化，为“文本——解释”的纯粹精神活动打开了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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