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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下圣坛的诸葛亮_朱子彦【完结】(31)

  另外,魏延官爵在杨仪之上,也根本没有必要服从杨仪的指挥。正因为如此,魏延才“与费祎共作行留部分,令祎手书与己连名,告下诸将”。也就是说他与费祎重新商量了治丧的步骤:谁护送诸葛亮灵柩回蜀,谁带兵继续北伐,两人共同签名,准备向部队传达。可费祎却口是心非,寻求脱身之策,他骗魏延说:“当为君还解杨长史,长史文吏,稀更军事,必不违命也。”以此为借口,“费祎出门驰马而去”,并随即背信弃义,助杨仪整军退回蜀中。等到魏延“遣人觇仪等”,才发觉上当,大军已经“案亮成规,诸营相次引军还”。魏延当然大怒,趁着杨仪行军迟缓,抢先一步,“率所领径先南归,所过烧绝阁道”。魏延的意图很明确,因杨仪掌握了全军的统帅大权,故无法与之较量,所以只能赶回成都,向后主奏告事情原委。杨仪也不甘落后,于是二人都向刘禅上表,皆称对方“叛逆”,“一日之中,羽檄交至”。毫无主见的刘禅判断不出孰是孰非,就此事询问“侍中董允,留府长史蒋琬”。蒋琬、董允都是诸葛亮的心腹,加之魏延与同僚关系一向不好,“平时诸将素不同”,“当时皆避下之”,故而蒋琬、董允“咸保仪疑延”。于是刘禅遂命“蒋琬率宿卫诸营赴难北行”,准备讨伐魏延。但不等蒋琬兵至,魏延已被杨仪所杀,原因是他“拒南谷口,遣兵逆击仪等,仪等令何平在前御延”。(按:何平即王平,其“本养外家何氏,后复姓王”。)

  一、魏延脑后有反骨吗?(6)

  魏延为何不赶赴成都,而要在南谷口以弱势兵力对抗杨仪呢?揣测原因,大概是刘禅派蒋琬讨伐魏延的消息其已经获悉,他已没有机会进入成都,向后主辨明事实真相了。在此情况下,形势对魏延当然极为不利,被王平临阵一叫骂:“公亡,身尚未寒,汝辈何敢乃尔”,魏延所部立刻军心动摇,“士众知曲在延,莫为用命,军皆散”。其实,所谓的“曲在延”也是表象,当兵的怎会知道上层斗争的内幕?他们只知服从刘禅和诸葛亮的命令,既然皇帝和宰相都站在杨仪这一边,认为魏延反叛,不愿追随他,也就是很正常的事。也就是说,魏延部下这样做和整个事件的是非曲直是无关的。

  在“军皆散”的情况下,魏延无奈,只得“与其子数人逃亡,奔汉中,仪遣马岱追斩之,致首于仪”。于是杨仪用脚踩着魏延的脑袋,嘲笑说:“庸奴,复能作恶不?”之后杨仪又“夷延三族”。《三国志》卷四十《魏延传》。一代名将魏延就这样身死族灭,不能不说是一个悲剧。

  魏、杨内讧以魏延彻底失败而告终。魏延的失败有主客观的原因。从客观上分析,魏延遭到诸葛亮多年的打击和排斥,加上杨仪、费祎等人的嫉恨,处境艰难,势单力薄。从主观上分析,魏延本人在这场突发事件中头脑发昏,处置失宜,他不该轻信费祎,也不应在退军途中烧毁主力部队回归的“阁道”,授人以“谋反”之柄,更不该“据南谷口”,以所部数千之众去对抗杨仪的十万大军。这完全是以卵击石,自不量力。我认为,魏延的性格才能同韩信确实非常相似,即他善于用兵,是军事上的奇才。但在政治上却显得幼稚,缺智少谋。魏延死后七年,蜀人杨戏著《季汉辅臣赞》,给魏延下了这样几句评语:“文长刚粗,临难受命,折冲外御,镇保国境,不协不和,忘节言乱,疾终惜始,实惟厥性。”杨戏肯定了魏延“折冲外御,镇保国境”的功劳,叹息他不能善始善终,指出根源在于他那“不协不和”、桀骜不驯的性格,这个评价是比较公允的。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所谓魏延“谋反”说,那完全是罗贯中捏造的罪名。陈寿对此已经下了结论:“原延意不北降魏而南还者,但欲除杀仪等,平日诸将素不同,冀时论必当以代亮,本指如此,不便背叛。”《三国志》卷四十《魏延传》。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魏延的冤家对头杨仪倒似乎是“脑后长有反骨”。杨仪诛杀魏延后,自以为“功勋至大”,代亮秉政非己莫属。岂知诸葛亮生前早有安排,“以仪性狷狭,意在蒋琬,琬遂为尚书令、益州刺史”。后主仅给杨仪一个虚衔,“拜为中军师,无所统领,从容而已”。于是杨仪口出怨言:“往者丞相亡没之际,吾若举军以就魏氏,处世宁当落度如此邪!令人追悔不可复及。”此等“大逆不道”之言被费祎密报后主,其后果是可想而知的,于是杨仪被废为庶民,仪“复上书诽谤”,遂下狱治罪,“仪自杀”。

  杨仪之死固然有咎由自取的成分,但毕竟也甚为可惜,因为他也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诸葛亮北伐时,“仪常规画分部,筹度粮谷,不稽思虑,斯须便了。军戎节度,取办于仪”《三国志》卷四十《杨仪传》。。蜀汉国小,人才较之魏、吴要少得多,诸葛亮生前用人不当,又不能协调好部属的关系,死后导致蜀汉政权的这场内讧,这对人才资源匮乏的蜀汉来说更是雪上加霜,势必加快蜀汉的衰落趋势。对此,诸葛亮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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